宋朝是如何完成医学的逆袭的？ldquo;尚医rdquo;现象在宋朝为什么会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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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窃见诸州学生，素通医术。”

　　医者仁心，中国古时候医学史上有很多的志士名医，如战国时期的扁鹊，东汉的张仲景、华佗，唐代的孙思邈。不难发现，这些名医除了在治病救人方面有高超的医术外，其自身还具有良好的儒学积淀。但在古时候的大环境中，宋代以前的医生，实际上是为世人所不知的。宋代完成了医学的逆转，“尚医”现象在那个朝代频繁出现，其实也是宋人救世意识的觉醒。

　　宋创了“抑巫扬医”的先河，冲击了“巫医”的地位，提高了医学的影响，民间“尚医”现象逐渐盛行

　　纵观中国古时候医学的发展史，在医术形成之前，巫术作为一种具有色彩的手段，一直充当着蛊惑人心的角色。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古时候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科学水平的落后密不可分。但是从宋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对思想境界的追求，以及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宋始“抑巫扬医”。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

　　“巫医”一词在周代就有所记录，这时候的巫医其实并不是的医生。而是在给人行医治病的时候，自发地采取巫术为病人治疗，因此具有的特点。由于当时医疗卫生的条件落后，加之巫医的行医方式不科学，所以经常会出现治病却将人治死的事件。而这也就是巫医在宋之前，为何不受世人接受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直接拉低了巫术的地位，当时也只有边远的楚地还有着“巫风大兴”的风俗。汉始“罢黜百家，尊儒术”，儒学思想占据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不再局限于巫术，而是追求更加正的儒学思想。面对自身地位的挑战，巫术开始自我革新。

　　“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潜夫论》

　　虽然巫术失去了在治阶级的信仰，但是在民间仍然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儒学和学派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使思想的解放，但是民众面对层出不穷的学派观点，还是存在认知上的局限性。

　　巫术正是利用这一点，加之当时疑难杂症的困扰，民间依旧对巫术采取信任的态度。甚至连名医张仲景、景洪都有着“信巫不信医”的思想，范仲淹曾充分表达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一经典话语，可以看出尚医在那个朝代的重要性。

　　其实这就要从儒学和医学的融合开始说起，宋代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单纯的对医官制度加以继承，儒学和医学的关系就好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而且虽说巫术的地位遭受冲击，但实际上朝廷对巫术并没有明确下令禁止，因此民间依旧盛行巫医，就连汉武帝本人也有着去蓬莱仙岛寻求长生不老的药方。

　　但是儒学和巫医之间的矛盾，却意外的促成了儒学和医学之间的合作。孔子曾看到巫医对人体的残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因此他曾提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的观点。宋代程朱理学的蔚为大观，使得儒家的思想渐及各个领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更是直接挑明了士人阶层对巫医的不屑。

　　因而在宋启了“抑巫扬医”的先河，首先对巫医有着严厉的处罚措施，太宗时期“深宜化导，使之悛革”，明令禁止岭南之地祭鬼的陋习，倡导用儒家思想开化人们的心智。其次，鼓励群臣以身试法，宋臣曹宪“乃出私钱，市药剂，饮之，民初强从，既稍有瘳。”

　　通过亲身经历来倡导民众信医。宋廷在“扬医”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如首设太医署，后在淳化三年改名太医局，专门招纳优秀的医学人才。明确了医学的地位，并改制医官制度，州郡各地设立医官保护各地人民就医的权利，由朝廷一管理。

　　并且规定了医官的选择，也要考察一定的儒学知识。这些举措都对巫医的地位造成了冲击，因此在宋代民间士人中“尚医”现象很常见。

　　儒医成为民间士人“尚医”的外化追求，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医儒并举”

　　经史料考证，儒医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而且面对类似于科举制的医官选拔制度，宋代士人的“尚医”，因为各自的目标不同，进而形成多种多样的医学发展样态，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医儒并举”。

　　“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宋会要》

　　宋代儒医的出现，直接改变了医学史上的人员构成，而且在提高了医学地位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医者的治疗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万丈高楼平地起，宋代儒医的发展也是如此，从地区来看，在宋之前，福建地区并没有什么医学人才。但“尚医”的现象风靡后，使得福建涌起了12位医学人才。

　　其实“医儒并举”的宋代士人中有着三类不同的医学群体。

　　首先是原本饱读诗书后，已经入朝为官的人群，通过阅读医学经典，发现医学的价值，主动地承担起著书立说的责任，为医学经典注解释义，普及医学常识。

　　元丰五年，考取进士的郭思在研读《备急千金要方》后，认为其“为医师之集大成者”。他积极从书中寻求救病治人的良方，并汇集成《千金宝要》，其中皆为民众所能负担的药方，可谓是解决了百姓无钱看病的燃眉之急。

　　苏颂少时就通读儒家经世之作，庆历二年官至中书门下侍郎。因其对药理、医学有着深刻的造诣，自著《图经本》，之后又和掌禹锡等人，共同编改《开宝本》，对医学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因为自身官运不通而转至学医。这一种群体有着一的特点，他们都想通过医学的发展，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可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行医治病虽不说发家致富，但也可以衣食无忧，不至于饥挨饿。

　　其代表人物就是许叔微，他幼时学习儒学，在经过多次省试落榜后，他只好转向医学的研究。而他所主要研究的便是伤寒论，即发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南宋建炎元年，州发生了严重的疾疫，许叔微亲自前往州为百姓医治，救活无数。其著作《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更是为解决伤寒类病症提供了经验。

　　第三，还有一部分人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爱好而选择学医。吴拱之就是不可多得的儒医之一。据史料记载他“性孝友，事亲尽其道……无仕进意，常阅书，以疾告者为治之。”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吴拱之对入士这件事并无兴趣，他只想通过自己行医救人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这其中或许包对宋廷朝政的失望，也许是个人淡泊名利的崇高理想，具体也不得而知。所以“尚医”现象的产生有着其历史的必然，同样形成一定的风尚后，个人的不同选择使得“儒医”呈现的具体形式也各具特点。

　　宋代民间“尚医”现象频繁出现，实为宋人救世意识的觉醒，虽成效甚微但也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

　　儒医，其实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华夏文化的印记。宋代儒医的产生和宋代民间士人“尚医”的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宋代程朱理学的催化下，儒学和巫医之间的矛盾凸显，使得儒学和医学开始关联。在众多因素的调和之下，儒学和医学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深层联系。

　　这一关系的形成，拓宽了民间士人参政的渠道。宋代朝堂自身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及贪污的现象横生，也使得很多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做官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民间士人，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进而转向治病救人的医学，虽然无法救世，但救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从之前几位“医儒并举”的人物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郭思，还是“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许叔微，他们虽然身份不同，但是通过学医治病，能够实现自己为国为民的衷心，何乐而不为呢?

　　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医学本来冷血无情的学科，融入了儒家孝、仁等道德因素;而儒学也因融合了医学而更好的发挥其教化的功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正是秉持这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儒医才能够历久弥新。虽然在宋代，儒医并没有彻底地改变对医学的看法，而民间士人选择成为儒医也只是为了救世的权宜之计，但是在推动民间“尚医”现象的产生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医也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