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西安和洛阳城相 谁的价值更高一些呢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时候西安和洛阳城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都知道西安与洛阳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两大古都,也正式因为有着这样雄厚的历史底蕴,所以这两大孤常常会被人们拿来进行较。支持者们为此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向也是一间非常常见的一件事。可要让小编说啊,早在近我国2000多年前,东汉大文豪班固就曾撰写雄文,对西安和洛阳分出了高下。
大家都知道,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汉的都城是西的长安,东汉的都城则是东的洛阳。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是西汉皇室后裔,国号也同样是“汉”,那为什么国都不选在长安,而要迁到东边的洛阳呢?
悦史君认为,汉光武帝之所以选择定都洛阳,主要出于3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在西汉末年,已经被新朝、玄汉政权、建世政权等多方争夺,早已变成一片废墟,焦土遍野,人烟稀少。
其次,洛阳自夏商两朝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东周时更成了国都,而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初,也是定都洛阳,洛阳有当国都的资本。
最后,汉光武帝的发迹地是南阳,洛阳离南阳较近,便于巩固治。
于是,汉光武帝选择定都洛阳,并一直都在全力经营新都。
到了汉明帝时期,朝廷财力有所恢复,开始着手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重整、扩大皇宫的规模。
可是,原本居住在关中的西汉遗老们,仍然怀恋着旧都长安的热闹繁华,固执地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能迁都回长安。
迁都可不是小事情,汉明帝也绝不可能推翻父皇汉光武帝的决定,但怎么来为洛阳鼓与呼,他把目光盯向了班固。
班固虽然只是一个校书郎,但汉明帝对他有知遇之恩,而且班固也认为,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更加适宜,他很担心这些关于迁都的议论会扰乱人心,决心写一篇强有力的文章,为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辩护。
班固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认研究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蜀都赋》等作品,学习它们的结构方式,连饭都顾不上吃,觉也睡不好,苦思冥想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一篇雄文——《两都赋》。
在《两都赋》中,班固借由两个假想人物:长安代表西都宾和洛阳代表东都主人,完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不过,班固在行文和表达方式上,非常注重技巧,因为东汉是以继承西汉的皇自居,对西汉不但不能否定,反而要加以肯定;但从西汉、东汉的较来说,当时东汉治者需要的是对东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所以对西汉的功业又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
为此,班固把《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东都赋》两篇,合二为一,又相对成篇。
《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都城壮丽宏大,宫殿奇伟华美,后宫奢侈靡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通篇都是赞美、夸耀之词;
《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出面,开头就是: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西汉皇帝。
下面接着用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行文非常概括,马上就接着:“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
后面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定都洛邑,不仅之前有先例,而且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在《东都赋》中,班固借东都主人之口,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最终以西都宾的折服告一段落。
不过,《东都赋》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就结束,而是在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
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这一处理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
班固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过度,无益于天下。
由于班固在《两都赋》中,完美把握住了当时东汉最高治者的复杂心态,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汉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这使他不仅赢得了汉明帝的褒扬,还获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而《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也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南朝梁昭明太子萧主持编撰的《文选》列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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