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为什么ldquo;儒家思想rdquo;？儒家治体系是如何恢复的？

　　儒家治体系是如何恢复的?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序言：就像《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中所记载的，“元代不重儒术”，对儒家思想极为，从而也就导致儒家思想在元朝的地位非常低下。然而问题在于“儒家思想”对封建治者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意识里，如何重建儒家治体系，也就成了他掌权后所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并最终决定采取以科举取士，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的方式，借以取得重建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实现恢复儒家思想治体系的最终目的。

　　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示意画像插图

　　元朝儒家思想的本质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既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绝大多数的封建治者俨然都是把“儒家思想”当成了治手段，并将其延伸成了一种“思想治体系”，那也就足以证明其确实是有着可取之处的，那元朝没理由不继续沿袭啊。——《武帝纪赞》

　　事实上元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儒家思想”，但是却并没有将其视为“高层治思想”，而是仅限于基层，将其视为了一个可以从地区筹措军费的治工具。

　　就好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执政时期，“窝阔台”曾在耶律楚才上疏“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疋、粟四十万石，”之后决定试行“周孔之教”。——《新元史·耶律楚才传》

　　同时还设立了一部分“儒士”官员，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窝阔台推行“儒家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军费。

　　八思巴文字母示意石刻插图

　　继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以后，为了能够实现“去民族化”的目的，忽必烈甚至还让国师“八思巴”创立了“八思巴文”。

　　这也就意味着若要推动“去民族化”的进展，势必就和“儒家思想”影响之下的中原文化体系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冲突，所以，“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元世祖忽必烈唯一的选择。故而也就有了“以蒙古文字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习蒙古语，通蒙古文”的举措。——《廿二史劄记·卷三十》

　　儒家思想也正是于此时开始被元朝，因为会对元朝治地位的稳固构成威胁，这点显然不是元朝治者愿意看到的。

　　即便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早已是根深蒂固，元世祖忽必烈“去民族化”的目的也没有正实现，毕竟他需要的支持，需要从那里筹措能负担起他远征的税费。所以忽必烈也就只能再次回到原点，继续在“蒙元秩序”的基础上酌情提升“儒家思想”的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示意画像插图

　　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后世的治者也皆是如此，从而也就有了“有元之世，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的说法。——《廿二史劄记·卷三十》

　　也就是说，纵然元朝一代对“儒家思想”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沿袭，但也仅限于筹措军费上面，其本质终究还是想以“蒙元秩序”来代替“华夷秩序”，所以才在蒙元治体系高层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却在基层用种族等级制度和职业等级制度打压汉族和知识分子。——《华夷秩序论》

　　这是元朝治者巩固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因为“儒家思想”跟“蒙元治秩序”所形成的冲突实在太明显了，所以即便不能全面“去民族化”，至少在地位上也绝对要实现全面的掌控，故而也就形成了“儒家思想”被元朝的局面。

　　如此一来，在元朝这种层层压制的局面之下，儒家士子没有有效的上升途径，根本就进不到元朝治体系的圈子里面，那作为一个“穷书生”，又还有什么必要去学习“儒家思想”呢?

　　从而也就导致“儒家思想”在元朝一代的推广和传播变得极为艰难。以至于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破产，一度出现长达近百年的断层。

　　元朝政权示意画像插图

　　恢复“儒家治体系”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元朝“儒家思想”，不是说儒家思想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儒家治体系”和元朝的“蒙元秩序”形成了冲突，而且还是无法并存的那种。

　　否则满朝文武大部分都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汉族子弟”，那蒙元贵族的利益又该如何保证呢?所以也就只能是给“儒家思想”建立一个上限，将其在基层，成了一个表面“蒙汉一家”，实则只是为了筹措军事行动所需军费的治工具。

　　但是明朝不一样啊，其自身就是“政权”，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隔阂”，以及因此而衍生出的“文化差异”，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去“儒家思想”。

　　程朱理学示意画像插图

　　再加上宋朝时期“程朱理学”的兴起，即“程颢、程颐”所提出的“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主张，以及朱熹那注重个人道德实践的“存天理、灭人欲、严教化”主张，无疑就更是可以有效促进百姓对“天理”的理解。也就是建立起百姓对“上天”的信仰。——《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换言之，也就是可以更好的阐述封建时期“君权神授”的思想，因此，对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他登基称帝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实则就是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称帝”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即需要获得百姓的承认和支持，让百姓承认他的这个皇帝之位是上天赐予的，他就是“天”的代言人。

　　就好朱元璋在举办登基称帝的祭天大典之前，曾下发过这样一道诏书，“如臣可为，告祭之，伏望帝祗来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如臣不可，至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万历野获编·卷一》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其目的不言而喻，赫然是在向百姓表明朱元璋这个“皇帝之位”，确实是征得“天”的同意后才登基称帝的，若是想以后风调雨顺，安居乐业，那就得支持他。

　　更别提儒家思想传承千年，本就已经在百姓的意识里刻下了一个印痕，虽然元朝时期儒家思想，导致百姓暂时丧失了对“儒家思想”的信任，但其根基仍在。

　　所以“恢复儒家思想治体系”也就成了明太祖朱元璋获得百姓支持的最快捷径，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他所需要做的，也就只是重建起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罢了，相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思想治体系，恢复儒家思想治体系的难度显然要小的多。

　　朱标示意画像插图

　　朱元璋重建“儒家治体系”意识形态

　　所以，早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虽然没有建立“明朝”，但其实已经有意“重建”儒家思想治体系，“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明史·太祖一》

　　顾名思义，就是明朝虽然还未建立，但是回归“儒家思想治体系”的觉悟还是要有的，那么就先从自己的开始，让皇太子朱标作为明朝推崇儒家思想的表率。

　　也就是要先重建“儒家思想治体系”的意识形态，让百姓意识到“儒家思想”的地位并非元朝那般低下。更不像元朝“九儒十丐”谣言所传的那般地位仅在乞丐之上。——《廿二史劄记·卷三十》

　　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继而到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太祖又“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之秘府，以资览阅”，同时还说“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实乃“治国良规”。这也就足以证明明太祖朱元璋确实有意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治思想。——《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

　　这也就意味着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明朝崇尚“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就已经构建的相对完了，也就是“种子”已经种下了，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是待明朝正式建立以后，“洒水、施肥”便可让这枚“儒家思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让学习“儒家思想”的百姓重新恢复对“治阶层”的信任，或者说是对明太祖朱元璋的信任，继而便可以通过“百姓”对“儒家思想”信任的恢复为明朝获取源源不断的人才，巩固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地位。

　　刘基示意画像插图

　　朱元璋以科举取士，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

　　故而，“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这第一件事，就是广召天下儒士，商讨该如何具体的推行和恢复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明史·礼一》

　　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提出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举措，俨然是把“科举取士”当成了选拔官吏人才的唯一途径。——《明史·选举二》

　　同时，为了进一步保证“儒家思想治体系”的顺利建立，明太祖又采纳了“刘基”的提议，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要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等“国子学”三堂，继而等一年半以后，四五五经都学得差不多了，才能进“修道”、“诚心”等国子学二堂。——《明史·选举一》

　　“国子学”古迹示意插图

　　然后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方能参与“国子学”的“积分之法”，即“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第一道，判语二条。”——《明史·选举一》

　　并明确要求要在一年内得到八分，方能被视为及格，然后正式毕业参加科举，否则就只能继续“坐堂肄业”，直到最后及格为止。——《明史·选举一》

　　这诸多案例，无疑就足以证明“科举取士”、以及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举措，属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促进“儒家思想治体系”的恢复而在洒水施肥。

　　其目的也正是为了进一步加深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促进“儒家思想治体系”的恢复和发展，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明朝洪武年间的科举“殿试”试题。

　　作为科举选官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由明朝皇帝亲自出题且最为重要的一次考试，明朝殿试的试题无疑能够最为明显的表现出明朝治者的治思想以及明朝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好洪武四年(1371年)，这也是明朝开朝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这次科举的殿试题目是“以古先帝王敬天勤民、明伦厚俗的君道、治道为问。”——《中华状元殿试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汉武帝刘彻雕像示意图

　　而封建时期自汉武帝刘彻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就是封建皇权的“主流治思想”，虽然实际奉行的是“阳儒阴法”治体系，或多或少还存在法家思想所主张的“以法治国”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依旧占据的是主导地位。

　　那这次试题的意味就很明显了，就是为了在士子以及百姓心中确立他“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而科举揭榜之，更是普遍被世人所关注之时，所以，对于朱元璋而言，科举非但能满足他选拔人才的需求，亦是能作为宣传“儒家思想”的最佳契机。

　　再如洪武十八年 (1385年)，“以任人之法、吏治之道为问”，洪武三十年
(1397年)，“以教民之道为问”，随后的建文帝朱允炆执政时期，也就是建文二年，更是明明白白的以如何“行仁政”为问。——《中华状元殿试卷大全( 明洪武至正德)
》

　　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满满的儒家气息，试问，在明太祖朱元璋这从意识到行动，几乎全方位无死角的推行之下，又如何不能重新建立其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任，重现有着上千年传承历史的“儒家思想治体系”呢?

　　明朝科举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在明朝儒家思想治体系恢复的问题上，明太祖朱元璋实则从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备了，通过让太子朱标学习儒家思想以及征集儒家书籍的方式，第一步先为明朝建立后儒家思想治体系的恢复制定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也就是要让百姓觉得学习“儒家思想”并非元朝“九儒十丐”谣言所传的那般不堪，即旨在树立百姓对“儒家思想”的信心。同时亦是为他后面“合理且合法”登基称帝的事件做铺垫。——《廿二史劄记·卷三十》

　　继而到明朝建立以后，有了“意识形态”的加持，明太祖朱元璋便可以顺利开始“儒家思想治体系”的重建，通过确定科举取士的纲领，以及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形式来为明朝选拔人才及官吏。

　　也就是通过科举为“儒生”建立起一条稳固的“上升渠道”，让百姓觉得学习“儒家思想”是有用的，可以入朝为官，实现自己的抱负。

　　明朝治地位概念示意漫画插图

　　如此一来，在百姓的踊跃参与之下，明太祖朱元璋确立自己“君权神授”的治地位自然也就不再是问题，可以合理且合法的推翻元朝，获得百姓的支持，也就是“巩固民心”，预防因常年战乱而产生的“民心离散”的风险。巩固自己的治地位。

　　所以，从客观意义上来说，明太祖朱元璋为恢复“儒家思想治体系”而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属实对明初巩固治地位、预防民心离散、选拔人才、促进明朝发展和兴盛等诸多方面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的，而且也确实是获得了很显著的成效。

　　诸如史书所记载的“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成化新风”、“弘治中兴”、“嘉靖中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等诸多盛世之景，这一个接一个的盛世局面的出现，大家能说跟明朝推崇“儒家思想治体系”没关系吗?

　　显然不能，而这些盛世之景，也恰好正是“明朝”恢复“儒家思想治体系”所获得成果的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