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都是如何看待二十四节气的?都有什么仪式?

  和吃汤圆、饺子的冬至相,如今的夏至看似只是个单纯的节气,并无任何庆祝仪式或活动,不过,夏至对古人来说却是非常要紧。夏至为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与昼短夜长的冬至,以及昼夜半分的春分、秋分,容易被古人观测,而成为最早确立的四大节气,既然是划分时节的重要依据,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古人,自然是相当倚赖四大节气的气候特征能按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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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根据太阳照射而产生的阴气、阳气消长的理论,以冬至与夏至分属阴阳,其“至”有极点之意。而夏至,恰好是阳气由盛转衰的时间点,故称“夏至一阴生”;相反的,冬至时则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随着炎热的天气与逐渐增加的阴气,面对容易滋生病菌的湿气、虫害,古人认为需在此时举行驱逐瘟疫、祈祷等祭仪来保护自己。

  因此从先秦以来,夏至与冬至同样都是古人极为看重的节,《周礼.春官神仕》载:“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鬽”,意思是在冬至那天祭祀神鬼,夏至时则祭祀地神与百物之神,以祈避免灾荒与瘟疫。《史记.封禅书》载:“夏至,祭地,皆用乐舞”,正值夏收之际,帝王要举行祭地仪式。民间则会在夏至时祭祖,东汉《四民月令.五月》载:“夏至之,荐麦鱼于祖祢,厥明祠冢。前期一,馔具,齐,扫涤,如荐韭”,指夏至的前一天,家中要准备祭品、清洁打扫,待夏至清晨的到来,以麦和鱼祭祀祖先,并备上正月时亲手酿造的酒。

  唐代尚无现代周休二的观念,不过有规定夏至休假3天,虽不上休7天的冬至,但人们还是非常重视。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有提到夏至节的习俗:“夏至,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夏至这天妇女们会互相赠送折扇、脂粉等物。从周始,历朝皇室皆会在夏至后拿出“冬夏用”的冰块来“消夏避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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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夏至时是很多农作物成熟的时节,因此除了驱除瘟疫外,百姓们还会选在夏至这天庆祝并祈祷秋季乃至於隔年能有个大丰收。另外,在中国北方正好收获冬小麦,因此产生夏至吃面的习俗,既可以尝新庆丰收,又能讨吉利,成为北方普遍流传的夏至传。

  古人除了根据太阳外,还相当依赖会随四季变化方向的北斗七星。《淮南子》载:“孟春招摇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文中的招摇,就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招摇星(又称摇光)。古人按照招摇星的逐月推移(即北斗七星的斗杓位置变化)结合天干地支,测定季节、月份。

  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起算,故为子月,而后依序为丑月(十二月)、寅月(一月)、卯月(二月)、辰月(三月)、巳月(四月),到五月时正好是“午月”。此外,依据《易经》“十二辟卦”,五月之卦为“姤卦”(天风姤),下卦的巽卦(风)初爻为阴爻,既符合了“一阴生”的概念,且“姤卦”在十二辟卦中排序第7,正好在辟卦的正中,故称“端”,再加上“午月”,也就形成了“端午”的概念后。

  既然“姤卦”的初爻是“一阴生”,代表阴气渐长,在习俗上也要有驱除阴气、气渗入,以防罹患疾病的做法。从先秦至魏晋以来就有仲夏之月(五月)蓄采众药,以去除气。东汉时期的《风俗通义》,则记载从夏至到五月五这段时间,需要驱赶疫鬼:“夏至五月五,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

  为了驱逐瘟疫、虫害,夏至与端午在古人眼中同样重要,其概念有逐渐混和的情况,成书于魏晋时期的《风土记》,对夏至和端午做了这样的说明:“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骛,用角黍(粽子),龟鳞顺德”,其注写道:“端,始也。谓五月初五,四仲为方伯。俗重五,与夏至同”,由此可知,大约是魏晋时期,人们开始把夏至、五月与端午的驱邪送瘟、祭神求福等习俗融合。到了唐代,则进一步将夏至与端午结合,如果二者期相近,就一并举行祭祀活动,加上战国时代屈原投江殉国而死的故事感动无数民众,使端午逐渐取代夏至,成为中国传四大节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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