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和王导是什么关系？司马睿为什么会那么信任王导？

　　司马睿和王导，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追寻最实的历史人物，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陷落，愍帝被俘。次年，从长安逃出来的平东将军宋哲到达建康(即建业，为避愍帝讳而改)，宣布愍帝命名司马睿#039;#039;摄万机#039;#039;的诏令，司马睿称晋王，年号建武，东晋实际上建族立起来了。又次年，愍帝死讯传出，在百官的劝进下，司马睿称帝，是为元帝，改元大兴(318年)，定都建康。

　　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非常尊敬，称王导为#039;#039;仲父#039;#039;历三国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非常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039;#039;恐言#039;#039;顿首言#039;#039;#039;#039;敬白#039;#039;之类的语言，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在我国封建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因而史家们说，这个时候是#039;#039;王与马，共天下#039;#039;.也就是说从东晋建立的‖南第一天起，就是以司马氏为首的皇帝和以王氏为首的士族共治天朝下的局面对西晋王权凌驾士族，这无疑是一大激变东晋一代，|卷这种局面始终没有改变，有时士族的权势甚至大于王权，可以随意°废立。就此而言，王氏可谓肇其端，其后的庾氏、桓氏和谢氏则是其第滥觞，士族的地位及权势达于鼎盛，是名副其实的门阀治时代。

　　以王氏为首的南北士族所以支持司马睿，完全是事出无奈。永嘉之乱后，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晋室成六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只有晋室才具有号召南北士及各地军和的力量，如果舍弃晋室，另立新朝，非但会遭到南北军民的一致反东对，在治集团内部也必将爆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祸乱。此时此刻，拥有晋室名号，奉行晋室正朔，是南北士族保全身家姓名并进一步扩展其财势的最佳选择既然西晋宗室丧亡殆尽，司马睿又是名义上的东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了王权与士族平行的局面，那么推奉司马睿，无疑对士族最为有利八王之乱是西晋王室之间的一场火拼，皇族在自相残中极度衰弱，已经无力凌驾士族之上，东海王司马越尚且要拉拢琅邪王氏，号召士族来维护治，在其翼下的司马睿当然更无别的途径。

　　以他这种与皇疏而又疏的血关系，若不容王权和士族权力平行的局面，也断难赢得士族们的支持总之，东晋是八王之乱和水嘉之乱的产物，是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激化下的产物，也是皇室和士族在权势利害关系制约下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产物，维护王权和士族权力的平衡、维护各大士族间势力的平衡，就成了维护东晋政局相对稳定的基本国策正由于此，他们虽然以北伐为号召，实际是只图苟安江表，唯恐北伐了这种平衡。即便北伐，也往往是借北伐之名，行争权争中势之实，个别权臣则更想利用北伐，抬高自己身价，取晋而代之，这又必然遭到皇室和士族的反对和，这样，东晋的北伐虽然相当多，却总是在大好形势下突然中止，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在东晋上层治集团内部，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意味着内乱的来临。

　　事实上，平衡极难保持，于是东晋大大小小的内乱也就连绵不绝王导是这个国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概而言之，这个国策可以兴归结为#039;#039;清静为政，抚缓新旧#039;#039;八个字，#039;#039;清静为政#039;#039;指的是最高亡治者和当路权贵们必须清静无为，可以放手到#039;#039;网漏吞舟#039;#039;的地步实质上是听凭士族们为所欲为。#039;#039;新的含义是指后南来的北方士族，#039;#039;旧#039;#039;则是较早南渡的北方士族和江东士族。#039;#039;抚绥新旧#039;#039;就是使南北士族都取得奴役人民的特权，都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士族竞相兼并土地和隐匿依附人口。

　　土地兼并空前激烈，名山大川亦为士族鲸吞豪夺，致使老百姓渔猎樵采无地，进入他们的禁地就得缴租纳税。有的官僚，如京口(江苏镇江)的刁逵，占地竟有万顷之多，在我国封建史上都极为罕见。南北权豪拥有的依附农民，超过了封建控制的民户，有人惊呼这是#039;#039;国敝家丰#039;#039;.山遐出任余姚令，到任八十天，就搜括出隐漏人口万余，触犯了#039;#039;清静为政#039;#039;的原则，为当地豪右告发，被免去官职。他要求多留二十天，上司都不同意。官吏们的贪污盗窃更是司空见惯，一旦案发，大都是掉个别小吏塞责地方官吏离任调职，在#039;#039;送故#039;#039;的名义下堂而皇之把府库席卷一空。#039;#039;送故#039;#039;成了合理合法的行径。有的官吏不但席卷府库，还带走大量供其奴役的兵、吏。所以东晋的和西晋可谓别无二致。

　　有人指责王导这样太昏愦糊涂。王导却非常得意，对人说：#039;#039;有人说我糊涂，后人将会想念我这种糊涂在权势分配上，北来士族占有压倒优势，南方士族处于附庸地位。南方士族对此极为不满。建兴元年(313年)，在#039;#039;三定江南#039;#039;中立有殊勋的周密谋起兵，因泄漏而没有成功，忧愤而死，遗言其子周勰定要为他报仇建兴三年，周勰终于纠集了一些南方士族起南兵，声讨王导，一时间响应者甚多。只是由于其叔父周札迟疑不决朝才迅速失败。司马睿和王导因为周氏势力甚强，且牵扯的南方士族较多，惟恐处置不慎，激起大变，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

　　但南方士族毕竟难于甘心，只要风吹动，大都愿意兴风作浪或推波助澜。第在东晋的各种措施中，值得一提的是侨州郡的设置，这既利于编使北来士族都有官做，也利于安置南迁的侨民。此制规定，凡隶籍侨州郡者，可享有免除赋役的待遇。这样就有力地吸引了北方人民的南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的驱使下，北方人民像国潮水般地涌向南方。他们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及技能，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为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南北人民对这个腐朽政权的奠定了基础。

　　东晋君臣苟安江表，决非说没有人主张北伐。正主张北伐的也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进入权力中心而已。事实上，司马睿东渡后，北伐的声浪一直很高，特别是长安、洛阳相继陷落，更是激起众愤，司马睿也不得不虚以蛇。因为如果放弃这面旗帜，对他们来说，极端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祖逖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