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官场陋俗到底是怎么样的 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还不知道：清代官场陋俗的网友们，

　　社交礼俗中的各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相互增进友情，以礼节密切情感，因而自然诚朴。但也有些礼节行为，不一定具有诚挚的礼敬之意，还有的社交行为，不过是利用交往礼俗去达到某种目的，属于交往中的陋俗，这些陋俗体现在方方面面。

　　一，官场礼俗中的陋俗

　　称谓礼俗中，某人为了恭维或讨好对方，往往用超过对方身份的尊称相称，这种风气在明清时期的官场中尤为盛行。明朝，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如尚书、都御史、通政使，以及地方省级长官的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都尊称为老。后来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大，明末时便有称之为大老者。

　　清康熙时，有人又称督抚以下的布政使为大老。大老成为更尊贵的称呼后，到乾隆年间，对中央各部院长官及地方道以上官员，都已尊称为大老，较低的知府、知县以上官被称为太老。举人、贡生等尚未得官者则称为大。有献媚者，对知府知县等也称大老。

　　有人为了恭维督抚，别出心裁地以“大人”作为大老更尊贵的称谓称之，此后，大人便成了官场中最高级的尊称，而且非常时髦。于是有人又以大人称呼原来称大老而官品较低者。嘉道以后，中央官四品以上、地方官道员以上已“无不称大人”。

　　光绪末年，京官如六品主事、七品内阁中书，地方官知府等已经称为大人，知府开始时加道员等职衔者称大人，后来“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知县则已称大老。甚至市侩之人花钱捐六品衔者也称老。

　　官场上这种尊称虽然不断升格，实际所表示的礼意却在不断贬值，明朝的尚书只称老，清末之时的七品知县、六品府通判却要称大老，谁也不会认为这种大老明朝时的老尊贵。官场之中虚伪之风严重，礼节上文胜于情，无论施礼者还是受礼者，心里都非常清楚。

　　这种带有虚伪性的恭维称谓一旦约定俗成，人们便不能免俗，非此乃尔便显得不恭敬，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只不过把它当作为一种客套形式。当然，也有不少的人则厌恶这种虚套。

　　乾隆年间官至尚书的汪由敦一次入衙署中办公，同衙官员丰盛额有事同他相商，趋向前去连呼“汪大人”，他不予理睬，丰盛额再呼，他说“弟不才，以庶吉士授编修。”丰盛额不解，问刘勋，刘勋告诉他：“汪公是怪你不称他老先生而称他为大人。”汪由敦任过庶吉士，是翰林出身，尚清高，认为称先生才是对他的尊敬，因而对官场上恭维性的“大人”之称非常反感。

　　二，师生称谓中的陋俗

　　古时候，师生关系如同父子，具有特殊的关系，有些人便利用这种关系搞交际，与官场中的有权势者结交。虽然没有学业上的授受关系，却拜认为师，自称门生，执礼，借助其权力求得前途的发展。这种风气在科举时代尤为兴盛，以致老师也因此出现了多种名目的叫法。

　　亲自授业者，称为受业师;本科主考官，称为座师;对选荐自己试卷的本房同考官，称为房师。还有所谓保举师，是指下级官吏被保举晋升，于是把保举他的官员加以“夫子”之称谓，而尊为师。

　　清代，不少举子们闻得考中之后，便忙于拜认座师、房师。趋炎附势之徒对于保举师尤为礼敬，凡“平时也，年节也，师及其父母妻妾子女之庆吊各事也，无不有所献”，而保举师也安然受之。更有拜门师一说，有的人以某官为当朝显宦，认为用得着，虽与其本人不认识，也不论其行辈年龄，便请人介绍，然后拿着礼物去拜谒，见面称呼老师，连连磕头，自称。

　　廉正的官员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予以回绝的，如康熙朝，陈廷敬调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之事。有某布政使，拿着一千两银子去祝寿，长跪而执礼，被陈廷敬怒斥逐出。

　　三，认干亲习俗中的陋俗

　　古时候有认干亲的习俗，无论男女，认某夫妇为义父、义母。认干亲，有的是为了结成或加强亲近关系;有的是出于，怕子女夭折，择子女多的夫妇认干干娘。还有人为了投身权贵而拜干亲，明代的宦官魏忠贤及大学士严嵩专权，都有势利小人认其为义父。

　　这些显宦同时也网罗那些卖身投以结成朋的势力，魏忠贤的门下就有所谓的“十孩儿”、“四十孙”。严嵩擅政时，“假儿义子，纷纷来投谒，俱膝行而进，进则崩角(叩头)在地，甘言谀词，争相献媚”。

　　四，社交之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势利眼、瞧人下菜碟的现象

　　清代纪晓岚曾讲过，他有个门生被选任云南某知县，而且是个肥缺，亲友乡人得知后，“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不久这个知县的一个仆人因舞弊被他杖责赶出县衙，该仆怀恨在心，于是伪造了一封该知县家童的书信，说知县病卒。

　　亲友乡人闻讯，“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这个时候，又渐来讨债的，有的在途中假装不认识不搭理。半年后，其家便门可罗雀。后来此知县投人给他家里捎去二百两银子，并接取其家眷，这才相大白。于是，又有不少亲友乡人前来嘘寒问暖，其势利让人汗颜。

　　《巢林笔谈》载，清代江苏某富宦办丧事，绅士毕集，有个老者从外乡来吊唁，穿着寒素，进门后没有知客迎接，众宾客也假装看不见，等到这位老者递上自己的名帖时，才知道他是个有势力的人，众人大惊而“争相媚承”。

　　往来庆吊及相互馈赠，各种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双方本有亲友关系，这种交往出于情实意，因而前去庆贺、哀吊或周恤。有的属于礼尚往来，回报礼情，或借此机会增进友谊、密切情感。

　　还有那么一种人，则是为了交结而猎取某种利益。清乾隆朝，左都御史广成病故，发出讣讯，三天受吊之期，前两天吊者寥寥。第三天，广成之表弟、乾隆之宠臣大学士傅恒归家治丧，官员们竞相巴结，这一天“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指傅恒)故致赙(吊丧送的钱物)而泥首(顿首至地)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

　　大学士董诰母丧，扶柩归里，至家乡浙江时，“将军、都、巡抚、盐政、司道以下及合郡缙绅，皆素衣跪送，而满城兵甲侍从，旌旗飞扬，自江头至六和塔，直接秋涛宫，分列皆满”。吊祭的官员不仅自己素衣跪送，而且为了丧事风光隆重，讨好这位大学士，竟然把兵士们也调来加入丧仪。

　　有的人借红白之事广邀宾客，尤其是邀请有权势有地位之人，以此拉近关系，扩大门路，并借此光耀门庭，显示势力门路。还有的以红白之事为手段捞取钱财，庆吊之人出份子送礼，承办者除招待费用外，赚得盈余。更有那些有权有势者，大大办，攀附结交他的人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随上大礼。

　　五，官场馈赠也是从礼俗变成了一种陋俗

　　馈赠的形式、目的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贿赂。贿赂不具备淳朴的礼敬之意，但却是打着“礼”的旗号，或者说以“礼”做伪装来买通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贿赂之所以也称之为“送礼”，大概就是因为从其开始实行之起，就是以“礼”做伪装。为了使受贿者明知是在收贿却又能够像接受礼物一样领敬意而纳之，行贿者与受贿者也是经过实践而形成各种伪装性的默契形式。

　　清代官场是以贿赂成为特征，因而其送礼的学问也特别发达，什么时机送礼、送什么礼、不同官位之人送多少礼，都有讲究。请看以下名目：

　　碳敬，是地方官在冬季送给京官之礼;冰敬，则为夏天所送;别敬，官员选任到地方做官，或地方官员来京后离京时，送给京城有关官员的礼物;程仪，官员过境，送给他的招待费;年、节所送叫年敬、节敬;喜庆之事所送叫喜敬;送给子女的称妆敬;打点门房之人与仆人的，称门敬、跟敬;还有赔敬、菲敬等等，不一而足。

　　礼单的用词也颇有隐讳，如送银三百两，便有称为“毛诗一部”的。清代官场，送礼已成定规，所以又习称“规礼”，什么时候送什么官，数目多少，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如道光、咸丰年间，陕西粮道送给其上司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送西安将军两寿礼，每次八百两，表礼、水礼八种，门包四十两，这些都是按数致送。

　　官员的这种送礼开销，有的还立有账册，由师经办，到时照规行事。新官上任，为了这种应酬不出差错，便要设法了解情况。如果不送礼或是摸不清送礼的门道，就会遭到拿捏，办不成事。所以有些送礼者也是违心所致，不得已而为之。

　　清代的官场社交礼俗在文学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书中有很多描写，虽然书中的人物并非是确有其人，但里面所写的各种礼俗和生活内容，却是来源于当时的实际生活。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作为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