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朝代相 为什么大清会出现官不聊生的局面

　　为何大清会出现官不聊生的局面，这是很多读者都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元旦小长假，不管是出行游玩，还是在家休息，人们都不亦乐乎。不过，在古时候，老百姓大多从事农事生产，假期几乎是官员的“特权”。封建治者为了让官员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自己，不仅规定了假期，还发放一些补助，甚至在重要节假还宴请大臣。当然，在假期结束之后，官员们还是要面对严厉的考核，这一张一弛间，也演绎出种种逸闻趣事。

　　唐代：放假还发补贴

　　古时候假期最早叫“休沐”，西汉时期就确立了休假制度，官员每五可以休息一天。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

　　唐朝永徽三年(652)，唐高宗李治将“五休沐”改为“十休沐”，也称为“旬休”，那时官员每十休假1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唐朝除了常规假期，也有“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七天，中秋、夏至分别休三天假，元宵节、中元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休假一天。在一些重要的节假，除了放假休息，唐代的皇帝还会宴请群臣。

　　唐德宗时期，已经将上巳节等节赏宴形成了制度化，不仅颁布诏令放假，时间上给予保证，而且规定还予以金钱赏赐，让大臣们吃好玩好。

　　当然，有驰就有张，皇帝给官员放这么多假，还发补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工作。因此，一旦“上班”了，官员就得尽职尽责，勤勉为政。如果再有懈怠，就会有律法伺候。

　　《唐律疏议·职制》中规定：“诸官应值不值，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诸官人无故不上(班)及当番不到，若因暇而违者，一笞二十，三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边要之官，加一等。”

　　唐朝时，在工作时间，也有点名、抽查的规定：“内外官司应点检者，或数度频点，点即不到者，一点笞十”。如果一次也没有参加点名，则以全天无故旷工论处。对于迟到缺勤的，不仅“打屁股”，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处罚。仅扣工资一项，各位皇帝均有变化：唐玄宗时规定，“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到肃宗时又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所以，唐代官员在任上不敢有丝毫怠慢。做过京官和地方官的大诗人白居易深有感触，写了一首《晚归早出》的诗：“筋力年年减，风光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何处台无月，谁家池不春。无胜地，自是少闲人。坐厌推囚案，行嫌引马尘。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

　　两宋：节假有一百二十余天

　　宋代沿袭了唐代的旬假制，那时十一休，一般放在每旬之末，每月休三天。除此之外，宋代最重要的节是岁节、寒食和冬至，在这三个节，宋廷规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息五天，另外两天值班。

　　另外，圣节、上元、中元各三天，休息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阳、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腊，各放假三天。

　　另外，在重要的祭祀，也要放假，“诸大祀，皆假一。”宋代的国忌，是指由朝廷特定的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纪念。因此，宋代的官员这是沾了皇帝祖宗的光，每年都要多放几天假，岂不乐乎!

　　以上节假，加上旬假(每月三，全年三十六)，宋代公务人员全年多达一百二十余天。

　　大量的假期给宋代文人带来了大量的闲暇时光，使得他们写出了诸多诗文。苏轼即是典型一例。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初秋，正谪居在黄州的苏轼，恰逢七月十六既望，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鬼节”，苏轼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泛舟赏月，探古访幽：“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这样诞生了。

　　除了苏轼，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人写出了大量诗句，宋代能涌现出一大批灿若星辰的诗文大家，固然与宋代重文尚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不得不说，这也与宋代重视休闲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唐代一样，皇帝对官员的休假非常重视，同样，对于官员的考核，也非常严格。

　　明初：假期少上朝时间长

　　明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也是很完备的，出现了一些固定的休假，如岁首、端午、中秋等。另外，对官员的病假、事假及探亲假均作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工作狂，因为国家初创，他不敢懈怠，以继夜地工作，大臣们也只好咬牙跟着。所以那时假期很少，每年只有十八天假期，元旦五天，冬至三天，元宵节十天。后来才增加了月假三天，加上原来的十八天，每年休假有五十天。

　　当然，明朝的考勤也是非常很严格的。对于迟到早退无故缺勤的，依然流行打屁股(即廷杖)，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天处杖打一百大板。上述考勤制度实际上已成了司法条款，迟到、旷工成了违法行为。

　　为了促进官员廉洁勤政，明朝还推行了“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以对六部尚书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三个账簿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由于考勤和考核制度较严格，明朝的官员都很敬业勤勉，“早上班晚下班”已成为常态。如此辛劳，难免一些官员叫苦，还引出了一段佳话。

　　有一位国子监助教叫钱宰，是元末会稽老儒。明初，太祖朱元璋仰慕其名，将他礼聘到京城修书，授予这个职位。每次进见皇帝，都得到赐座、侍食的优待。但是因为年迈体弱，多次请求致仕，均未获得批准。

　　一次早朝后，他精疲力尽，愁绪万端，诗上心头，信手写了绝句一首：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

　　写罢，掷笔长叹，倒床便息。可是，他的诗才写好不久，就已经传到了朱元璋那里。第二天早朝，文华殿赐宴完毕后，朱元璋似笑非笑地叫住钱宰：“你夜里的诗写得很好，不过，朕什么时候嫌过你上朝太迟?为什么不把‘嫌’字改成‘忧’字呢?”钱宰一听，吓得一个字也对答不上来，只能不住地叩头请罪。朱元璋没有怪罪他，反而说道：“你也不必恐惧，朕现在就放你回去，好让你这老头天天早上放心睡大觉!”钱宰长吐一口气，收拾行李回家养老去了。

　　清代：官员值夜班误骂同僚

　　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五天。据记载，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官员星期天才可以休息。

　　清代不仅假期少，工作时间还较长。据《天咫偶闻》记载，清顺治、康熙年间，早朝时间一般在卯初，也就是凌晨五点。嘉庆时，虽然改为六点，可是冬天仍然是黑咕隆咚的。为了上早朝，官员们每天三四点就要爬起来。住的较远的，甚至要一两点就爬起来。官员们工资高、待遇好的，自己有轿子，有马，还有人提灯笼。那些工资低、待遇差的，只能步行，请不起佣人，只能蹭高级官员的灯笼。尤其是当时的小官章京，更是苦不堪言，他们职位低，无权无势，而且还承担着各种工作，有时要值夜班。

　　这种上班制度还引发了一件啼笑皆非的夜班事件。

　　光绪年间，泰州王生是同治甲子举人，在军机处谋了个章京的差事，也就是协助主官处理文书等事的文职官员。一天，王生要入值夜班，走到半路，突然一摸脖子忘了挂朝珠。

　　这时王生已到了正阳门，无法再回家取，因为夜半开城，只许进不许出的。无奈之下，王生想起来附近住着同僚好友浙江人汪生，便到他那里暂借朝珠一用。汪生倒是很爽快，立即入内室取来朝珠，给王生挂上，说道：“我个子你高很多，体形也你肥大，我的朝珠恐怕你戴不合适，不如将我夫人的朝珠借给你暂用，或许可以蒙混过关。”

　　王生很是感激，但是喜欢开玩笑的他，面对此情此景，想起了曾经流传的一个女辈为尚书干焐热朝珠的故事，于是一时兴起，吟道：“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花香。”谁知汪生闻听此言，脸色大变，转身入内持刀一定要砍王生。原来王生所吟诵的诗句正是讽刺汪生祖母的诗。

　　清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有载：乾隆朝，有一位姓汪的翰林，喜好逢迎权贵，借以谋私，妻子曹氏更是助纣为虐。当时，于敏中是朝中的重臣，军机大臣就干了近二十年，为了巴结他，汪翰林让妻子曹氏拜其母为干娘。后来，于敏中收受官员贿赂的事情败露，被撤职查办。为了继续求得官星高照，汪翰林又让妻子曹氏拜户部尚书梁国治为干。一天，正是隆冬严寒，梁国治要上早朝，曹氏事先把朝珠放在胸前给焐热，然后亲手帮干戴到脖子上。有人看到这种谄媚阿谀的丑态，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昔年于府拜干娘，今干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清池馆旧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花香。

　　而今的汪生正是这位汪翰林的孙子。王生无意中揭了汪生祖母的短，汪生不找王生寻仇才怪。第二天早上，还没等王生前去归还朝珠，汪生早就握刀来到王生住的地方等他了，吓得王生不敢出门，连续好几天上朝都耽误了。汪生天天来找王生报仇，结果王生无法安心在京工作，只得称病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