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津之战作为孙权一生忘不掉的惨败 张辽的只有800人击败10万的孙权吗
还不知道:逍遥津之战相的网友们,
东吴大帝孙权曾被曹赞叹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言下之意是孙权乃世之英杰,不过孙权也有在曹手里吃瘪的时候。发生于215年的逍遥津之战,就是孙权一生也无法忘掉的惨败。
此战东吴以10万兵力曹魏的合肥城,结果被张辽以800骑兵击退。双方兵力悬殊果有这么大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合肥是曹魏重镇,绝不可能只以800人镇守。事实上,曹在西征汉中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东南方向的威胁,他留张辽、李典、乐进三将在合肥防遏东吴,总兵力约有7000人,这是防守重镇的基本兵力,不可能托大到800人守一座城。
然而即便如此,曹孙双方兵力差距仍达1:14,张辽又是怎样做到以少胜多的呢?
一、张辽的突骑战术
合肥之战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吴军围城,曹军主将张辽遵照曹的指示,趁吴军主力还没有全部到达,率800精兵击败吴军中军主力,遏制住吴军攻势。
第二阶段是吴军攻城不克,军中还暴发了疫病,故而10天后撤兵,张辽于逍遥津再次突袭吴军中军,差点擒获孙权。合肥战役遂告结束。
那么张辽致胜之因在于什么呢?
首先,张辽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
建安二十年的三月,曹率主力进攻张鲁于汉中。合肥方向曹军兵力空虚,故而采取守势。合肥是长江以北的战略重镇,孙权必定会乘虚来攻,故而曹充分预估了形势,提前制定了“张(辽)、李(典)将军出战,乐(进)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的策略。
张辽充分贯彻了曹的战役安排,先以迅猛突击打压吴军士气,继而针对吴军攻城乏术的特点凭城坚守,很好达到了以攻为守的效果。这是合肥之战胜利的首要原则。
其次,瘟疫击败了吴军。
客观地讲,东吴军人数占有绝对优势,孙权又亲自担任主帅,东吴名将倾巢而出,本不应打得如此狼狈。张辽对东吴的优势认识的也非常清楚,他并没有一直坚持与吴军死打硬拼,而是充分利用合肥城的防守条件,采取边打边拖的方式,消耗吴军的军力。再加上节令已暖,大规模传染病易于发作和传播。吴军远道而来,人员大量聚集于城下,在当时极差的卫生条件下,终于爆发了瘟疫,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
可以说,吴军10万大军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张辽取胜的关键所在。
第三,张辽创造性地运用了骑兵冲突战术,在具体战斗环节占据了极大优势。
三国时代基本的骑兵战术思想和具体实践已经开始萌芽,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曹击败蹋顿后,非常重视发展骑兵力量,“及幽州、并州柔所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民中国,……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像“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这种战斗场面,已经有别于秦汉时的骑射,发展为成熟的单骑冲突战术。张辽用来进行突击的800名士兵,很可能全是骑兵。
三国时虽然没有成熟的马镫,但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高马鞍,这种装具可以保证骑士稳定地骑马作战。故而从技术层面看,张辽的800兵是有可能骑马作战的。一些细节也支持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三国志·魏书十七·张辽传》载“辽被甲持戟”,也就是说张辽手中只拿了一样武器。因为没有马镫,双手无法都解放出来拿武器,所以只能持一样武器。
骑兵对步兵的战略优势,即使在马镫出现前,也是非常明显的。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对车兵、骑兵、步兵的战斗力对进行过量化分析:“一车当步卒四十人,
一骑当步卒四人,一车当六骑。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虽然只是个大概,也让我们从数量级层面看到了步骑兵的巨大差距。
张辽的战术起到的效果是相当震撼的,张辽的部队冲击到孙权的附近,孙权被打的措手不及,大将徐盛赶来掩护,竟被曹军击伤,连手中长矛都丢的不知哪里去了。
孙权急忙后退到一座高冢上,张辽气势逼人,呼喝孙权下来决战。吴军被这种没见过的战术打蒙了,除了以长戟自守,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场激战从早上打到中午,吴军以优势兵力,居然无法围住张辽,任其来去自如。其士气果然遭到严重打击。
二、大意的孙权
那么孙权方面呢,在战役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并且全数被敌军利用。
首先,东吴诸将分部兵的特点,导致无法有效应对敌军突袭。
由于孙氏以客军入主三吴等历史渊源,吴军一直持续沿用着诸将分部领兵的制度。诸大将都有自己的部兵,部兵的来源,一是长期作战中自己培养出来的正规军,二是属户僮仆选择的预备士兵。由于长年征战需要倚重诸大将,孙吴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相反,还时不时地赐诸将以兵户作为奖赏。
如,周瑜、鲁肃所之兵均数千人,鲁肃在荆州与关羽对峙时,麾下士众竟增至万余人。其余诸将,如吕蒙、徐盛、甘宁、凌、陈武、蒋钦、贺齐等,所兵力多少不等,大概在数百至三千人不等。
合肥之战爆发时,诸将仍是各其兵、分营部署。所以,当张辽率军突袭至孙权的中军时,东吴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从兵力对上来说,并非10万对800这么悬殊,而极有可能是800对数千。
在第一次遭遇战中,吴军诸将只有徐盛、贺齐二人有出战记录,也就是说,极有可能张辽速战速退后,吴军诸将还没反应过来。
逍遥津的第二次突击,曹、孙两军的兵力对甚至已发生逆转。据《三国志·吴书十·甘宁传》载:(孙权)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及宁,从权逍遥津北。
曹军合肥守军共7000人,出城追击的兵力至少不下半数,那么大概在3000至5000左右。甘宁、凌随身兵力皆只数百,吕蒙、蒋钦的兵力不详其数,但从实际作战的场面看,徐、宋二将的士卒被打的溃退,吴军在数量上绝不会占优势。
其次,孙权喜欢亲自上前线的习惯,帮了张辽的大忙。
孙坚、孙策父子都是锐于决战、轻于犯险的猛将,这个传也延续到孙权身上。不管是射虎还是作战,孙权都习惯于直薄一线。
吴军主力到达合肥城下后,孙权的指挥位置过于前,处于曹军的突击范围内。而张辽的策略正是突击吴军主帅打击其士气,所以他迅速出城突击,初步达成了战术效果。此战后,吴将贺齐尖锐地指出:“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愿以此为终身诫!”(《三国志·吴书十五·贺齐传》)。孙权吸取了教训,此后虽然仍然喜欢率军亲征,但再也没有发生被敌军冲至麾下的尴尬事件。
第三,吴军营垒的防御功能有限,无法有效阻挡张辽的冲击。
张辽先是击吴军二个将领,然后轻而易举地冲到孙权的麾盖之下。孙权急忙退后才堪堪避开张辽。
不喜欢巩固防守设施是吴军早期的通病,在孙权身上,这个作死的毛病更是明显。早在孙策未死时,孙权奉命征讨六县山贼,对设置“围落”的事情满不在乎,结果山贼突袭而至,若不是猛将周泰舍死保护,孙权当时便被死。
合肥之战,吴军攻城时间太短固然是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观上由自恃兵多,不愿下功夫修筑垒。正是吃了这个亏,吴军才长了记性,此后与曹军对阵,在防守上绝不敢大意。后来曹率军出濡须攻吴,双方复战于合肥城下,吴军“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三国志·吴书九·吕蒙传》),终于改变了阵地战总是被突防的作死传。
总而言之,战场决胜的因素和条件非常多,没有哪一个条件是决定性的。能不能打胜,最关键的在于将帅的谋划和临场发挥。我们在赞叹张辽威震逍遥津的神话时,更应该从这场经典的战斗中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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