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清朝京官们为什么喜欢走路上班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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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时候,京官们可以得到的待遇还是较不错的。除了每年有固定的俸禄,平里每月还可以领到公费,数额在一两白银到五两白银之间。部院衙门里,也会提供免费的伙食。而且,为了显示对官员的优待,朝廷还允许他们出行时可以乘坐轿子。当然也有一些明确规定,在祭天、登基的场合上,除皇帝外,官员一律不得乘轿。
在京官员,一律不得乘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只能乘坐两人抬的轿子。不过,即便是二人抬的轿子,京官也普通百姓规格高。
民间使用的二人抬轿,都是青布小轿,颜色朴素。只有新娘结婚时坐的轿子,才稍微颜色鲜艳些,但也有一些。而京官的二人抬轿,则是锡顶黑色轿。
清朝允许官员坐轿子,可是,大部分京官在出门上班的时候,却没有选择坐轿子。有些人选择坐马车、骡车。要是觉得沿途过于颠簸,很多京官们甚至直接选择走路。
光绪年间,被光绪调入军机处的四品军机章京谭嗣同,就是长期走路上班的典型。当时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里,每天都是走路一个多小时到达上班地点。既然可以坐轿子,清朝官员却不喜欢坐轿子,也是有缘由的。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囊中羞涩。清朝京官收入一向不高。顺治、康熙时期,京官的收入,主要来自正式俸禄。这些俸禄按照规定的官阶品级发放。一品官员每年俸禄是白银180两,禄米90石。二品官员每年俸禄155两白银,禄米77石5斗。
九品官员及不入流的官员,每年俸禄仅剩30两左右的白银,15石左右的禄米。长安居,大不易。这么低的银子在京城生活,基本只能满足常使用。而且,朝廷还经常以国库不足为由,让官员捐出俸禄。京官们的子常常过得非常窘迫。
到了雍正年间,京官待遇开始提升。京官中,各部院堂官,也就是尚书一级官员,都有资格领取一笔恩俸。这笔恩俸的数额,跟官员的正式俸禄数额相同。也就是说,京官可以领到双倍俸禄。
而户部官员,则有一笔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往往能达到正式俸禄的数十倍到上百倍。乾隆年间,京官待遇再次上调。无论品级,都可以领到恩俸的双倍俸禄待遇。
但是,京官收入的上调,并没有太大改变官员使用轿子的频率。因为京官还是很穷。官场上各种人情往来,每年给老师、师母的孝敬,同僚、同乡的拜会,都需要花钱。
所以,张之洞后来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说道:“计京官用度,即非常刻苦,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如晚清名臣曾国藩,当年在京城当一个翰林院小官时,也是清贫度。
而且,在雍正年间,朝廷推出另一项规定,官员置办轿子,雇佣轿夫,都需要自己掏银子。这笔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光是雇佣轿夫,花费便是极高的。清朝的时候,轿夫虽然不是正式编制内的人员,每年工资在三、四两白银间,但是,京官们要雇佣的轿夫数量,往往不只原本轿子规格所使用的轿夫。
因为过去轿子坐人的话,重量大概在两百斤左右。所以,对轿夫有极高的要求。轿夫不仅需要年轻体壮,更要保证足够的协调,才能让乘坐轿子的人,不会感到非常颠簸。
这是需要经过一定训练才能做到的。如果路途较长的话,轿夫需要轮换才能保证路途的顺利进行。一般来说,都需要两个班次的轿夫。如果路途更远,轿夫数量更多。
而雇佣轿夫的花费,朝廷又不会报销。乘坐的轿子的时候,又需要一匹马在前面引道。这又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开销。即便京官每年有地方上供的“炭敬”、“冰敬”两笔收入,但依然不是一般京官可以承担的。
这些轿夫们又常年在衙门内厮混,大多是些老油条。如果平薪资,逢年过节的奖金没拿到手,便可能会刻意刁难。京官们虽然官职在身,大权在握。
可是,往往也是无可奈何。如说,轿夫故意摇晃,让官员在路途不得安稳乘坐,也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轿夫们还会一起那些极差的雇主。更让京官们更加不愿乘坐轿子。
更何况,京城中,亲王实在太多,乘坐轿子,如果稍有不慎,容易被人说成太过招摇。现实的窘迫和不便,很东西让很多京官放弃乘轿,选择走路或坐车。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贫穷锻炼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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