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权利如此之大 为什么不能废立君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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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们权势显赫，只手遮天。不仅有三宝郑和这样的正面人物。还有诸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反面人物，他们甚至被称为明朝的四大权阉。其权力地位可见一斑。但无论他们的权势如何，有一点，他们却始终无法做到，那就是像汉唐时期的那样，能够掌控废立君王的权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汉唐时期的之所以发展到能够废立君王，跟皇帝对于势力的扶持是分不开的。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存在着对皇权能够造成威胁的重大因素。

　　汉朝时期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一是外戚。从吕后开始，汉朝就始终笼罩在外戚干政的阴影之中。两汉时期都是如此。一旦皇帝暗弱，君权就不可避免地被外戚控制，最后甚至架空;二是诸侯王。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尤以西汉早期最为严重，刘邦自汉朝建立开始，就一直在试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文景二帝对此也是孜孜不倦，但直到汉武帝施行了“推恩令”，这个汉朝的隐疾才被最终拔除。

　　唐朝时期也有对皇权的威胁因素存在。对唐朝威胁最大，也是打击最大的，就是藩镇。藩镇势力的坐大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唐朝一蹶不振。中央的软弱给了藩镇地方割据的机会。这是对皇权的重大威胁。唐朝的外戚干政虽不如汉朝那样严重，但也不是没有。毕竟安史之乱本身就跟杨国忠这位“国舅”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除此之外，这两个朝代的皇权还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相权。相权跟皇权的冲突是几个前期封建王朝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汉朝时期有丞相，实际上汉朝最终也是灭于那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曹丞相手里;唐朝虽不再设丞相，把相权分解为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同样也是宰辅，很多事情都可以直接做主，并且还有封驳之权。

　　所以说，在古时候当皇帝，其实也并不轻松。你需要面对一大群对你权力和地位有挑战能力的人。那些立国之君、中兴之主倒还好，可以凭借自己的强势和智谋压服那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但是那些平庸的帝王就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如此，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维持治地位，就势必要对外戚、藩镇这样的势力动刀子，对宰相权力进行甚至剥夺。

　　皇帝光凭自己一个人自然是完成不了如此艰巨的任务的，这样就需要扶持一支对皇帝而言最为可的势力，方便皇帝调动和指挥以对势力进行打压。皇帝第一时间想到的，那就是天天待在皇帝身边伺候的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没有生育能力，也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还怎么会想当皇帝呢?皇帝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是最为可之人。

　　因此，汉唐时期的之所以能够坐大，跟皇帝的扶植是分不开的。因为皇帝要对付的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就要求不再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必须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个能跟外戚、藩镇乃至文官集团进行抗衡的群体。正是因为由皇帝的工具变成了一支望而生畏的集团力量和势力，加上他们长期在皇帝身边，权力中心周围，自然是近水楼台。因此，一旦皇帝有了打压集团的心思，动了集团的利益，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当然就是换一个听话的皇帝了。

　　但是到了明朝，一切都不一样了。首先，唐朝时期外戚干政的势头就有所减弱，以后再经过了宋元时期，到了明朝外戚干政的传早已不复存在，外戚势力根本无法对皇权构成太大的威胁了;其次，朱元璋在胡惟庸之后，便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之下，便是六部，所谓的内阁，刚开始完全就是一个听命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如此一来，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也以不复存在;此外，虽说朱元璋也封了一堆藩王，但是自从朱棣以靖难之名夺位之后，藩王再无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基础。

　　因此，汉唐时期对皇权的威胁，都已经被朱元璋父子给扫除干净了。这样一来，无论皇帝如何宠信，他们始终都只能是皇帝的一个工具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扶植形成一个势力的必要了。

　　这样看来，明朝的尽管看上去权势熏天，但说到底他们其实不过是皇帝的走狗罢了。皇帝宠信，他们是一人得道;然而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宠信，他们也就成了人人痛打的落水狗。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帝王甩锅的最佳工具。一旦皇帝的决策有什么失误，都可以推给。

　　上面这些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但是如果明朝的的想犯上作乱，试图控制皇帝，他们又能否做到呢?这同样也是没有可能的。要知道，明朝的特务制度，并非由的东厂西厂开始的，而是锦衣卫。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尽管在权势显赫之时，锦衣卫也不得不避其锋芒甚至甘居其下，但是一旦皇帝命令锦衣卫干掉哪个，锦衣卫会毫不犹豫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在中尚且就有锦衣卫的掣肘，就不要说的势力了，文官集团同样也不会容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到了明朝，汉唐时期的历史教训都已经总结得差不多了。谁也不会再让势力正发展到了能够左右政局控制君王废立的地步。

　　说到底，明朝的权力都只不过是帝王权力的延伸。当他们不再受到皇帝的宠信，自然就会落得惨淡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