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了什么？我们可以从宋朝的改革中学到什么？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了什么?我们可以从宋朝的改革中学到什么?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一

　　杨有诗云：“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历史就是如此，克服了一个问题，则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

　　正因为求安稳，所以发挥治理者的能力并不是第一位的考量。我们大致可以说，宋以前的问题是一部分治理者(特别是大土地贵族)不受约束“胡为”的问题，而以后的问题则是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较为普遍的“无为”，即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的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过度中央集权和追求稳定带来的“负外部性”。

　　而王安石最早看到了这种负外部性，所以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与司马光完全相反的。他认为，对治理者来说，“能力”是第一位的，这种要是指“财政能力”。

　　像宋代的很多宰相一样，王安石也是由“三司”这个主管财政的部门晋身的，这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国家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了。

　　既然起前代“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如何应对、驾驭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从而使国家财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则从根本上体现了官员的能力，也必然需要充分发挥治理者的能力。

　　二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王安石自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起开始推动著名的变法改革，称他为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其实，早在宋仁宗赵祯时期，王安石就给仁宗皇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进行系变法的。

　　在这篇札子中，王安石认为，一切变革的主体都是人，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怎样选人、用人，而选人、用人的基础则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与柳宗元一样，在官员的各种能力中，王安石极为强调“理财”的能力。

　　王安石认识到，郡县制的完，从经济方面说，乃是一个推动农耕的“劳役制国家”向较注重商业、手工业发展的“财政国家”转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可谓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转变”的先声。

　　今天看来，王安石的对立面所反对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财”，而是王安石的“为国理财”。在他们看来，“为国理财”就是“聚敛”，而放任个人发财则是“天理”。

　　国家发展经济会导致“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不是指平民，而是指“豪民”和豪门。

　　损害了豪民的利益，改革就变成了“多事”，而“顺乎天理”，就是自由放任，国家对于经济不应采取干预的态度，官僚不关心乃至不懂经济，这样反而最好。

　　三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明，王安石变法绝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改革，因为王安石的思考是从上层建筑入手的，即从教育改革和组织制度改革入手的。

　　他认为，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仅仅盯住“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就不可能正理解王安石变法的深刻性。

　　科举制度乃是宋之上层建筑的基石所系，科举是在宋代正确立起来的，科考实际上类似今天的考试。直至今天，高考所采取的如“糊名制度”即为宋代所发明，高考依旧还是中国最严密的制度之一。

　　不过，王安石这篇文章开篇却尖锐地批判了宋代的教育、组织、人事制度，深刻指出，宋代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

　　他认为，建立制度就是为了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而宋代的制度非但不利于人的能力的发挥，更可谓是“教、养、取、任皆不得其法”。

　　所谓“教不得法”，是说学校教学内容无非课试文章，与办事、治国理政完全脱节。所谓“取不得法”，是说只是以书本知识取人，而缺乏对办事能力特别是理财能力的历练考量。加之文武二分，科举选的官员都不能承担边疆宿卫之任。

　　不能理财则国贫，不能打仗则国弱。国家没有正的人才，因此积贫积弱。(王安石强调周制，尤其强调周的“辟雍”是教骑射的，而宋的学校却没有武备教育。)

　　至于“养不得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两宋320年间，共开科118次，仅拔出进士就达两万人以上。与唐代不同，宋代是考中即授官，如此一来，要使官不冗，便是不可能的。

　　既然官帽子满天飞，那么国家财政就难以养官，官俸自然就益微薄，而在一个城市经济发达、盛行奢靡之风的时代，官俸微薄就等于纵容官员去贪腐。

　　所谓“任不得法”，一是考核、考绩流于形式，二是官不久任，这极不利于勇于任事的官员。

　　以上种种，可谓切中时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文章的重点其实不是经济改革问题，而是上层建筑领域怎么选人、用人、培养人。

　　王安石变法所针对的，已不是柳宗元所论述的中唐以前制度太松导致的不稳定问题，而是有宋以来机制僵化对于治理能力的束缚问题。

　　科举制度在宋代正确立起来

　　四

　　所以说，柳宗元的《封建论》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王安石则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新旧两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即使不是相反的，也是完全不同的。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深刻地表明，宋代，人、财、物都积累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宋代精心设计的人事制度压抑了人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改革必须从这里入手。

　　如果一个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发挥治理者的能力，而是消磨其能力，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就是有问题的。

　　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对的，但是把“人才”关在笼子里，把“改革者”关在笼子里，进而把生产力发展关在了笼子里，这样的“笼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尽管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成功(他自己说，改革的目的本是要把学究变才，结果却是使秀才变成了学究)，但他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与“选拔什么样的人，如何选拔人”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者就坚信教育改革是改革的关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欲定国是，就必须先定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句话说的就是，组织建设是建设的核心，而教育工作又是组织工作的基础。所以说，王安石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人类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哲学科学文献。

　　王安石塑像

　　五

　　同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篇文章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对人类历史也很重要。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从欧亚的视野看，特别重要的是，他致力于打通由西夏遏制的向西的道路，这其实就是要打通河西走廊，恢复汉唐的视野，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北宋的灭亡，这种努力告一段落。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宣告终结。

　　对中国而言，如果不能控制河西走廊，那么中原也就不能再面向西域，更不能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高原。这样，对中国而言，中原就成了前哨，于是宋代只能退缩到江南去。

　　从此，中国就正式走上了“面向东南谋发展的道路”，即中亚不再是中国的“后院”，而我们对于欧亚和世界地区的事情，总体来说，只有不闻不问的份儿了。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宋代中国，再也望不到玉门关了。

　　在一个人、财、物完全堆积在东南一隅的大势面前，宋代的制度设计当然就不是谋发展，而是如为什么制度的形式消耗这种文明的堆积。由于大势已去，王安石的变法终归是没有前途的。

　　一些世界大变革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变法。因此，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便能够理解的视野，就能更加理解严复先生的话。

　　中国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一切改革的举措、灵感、失败的教训也都可以在宋代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