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 曹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对曹的铜雀台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曹完成北方一之后,开始在他的中心邺城建造代表自己地位的铜雀台,但是他不仅只建造了铜雀台,同时还建造了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为“铜雀三台”。三台中以铜雀台最为著名,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大家歌颂和描绘最多的还是铜雀台,这就让后世很多人只知道铜雀台,却不知道两台。可以说“铜雀三台”是三国时期一个伟大的文化象征,现今在河北省临漳县还有“铜雀三台”的建筑遗址,虽然时隔千年,但是那种文化底蕴和雄伟的气势一直犹存。其实,“铜雀三台”与当时曹魏的密不可分,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一面,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铜雀三台”与曹魏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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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雀台遗址

  要想搞清楚“铜雀三台”与曹魏的关系,我们就要先从它们的建筑时间来说。我们先从铜雀台来说,铜雀台的建造时间《三国志·武帝纪》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陈寿这次貌似有点偷懒了,对于这么重要的时间,左右简单的五个字就的结束了。那《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的是建好的时间,还是开建的时间呢?《三国志·曹植传》中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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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曹植传》对于铜雀台的记载

  这里说了铜雀台建好后,曹带着们一同登台作赋,但是并没有时间上的记载,这就让人很烦恼了,难道铜雀台的建造的准确时间就没有记载吗?

  是有的,魏文帝的《登台赋序》中有这么一段: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我们在对照陈寿的记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铜雀台起讫的时间完全弄清楚了。建安十五年冬曹下令建造,直到建安十七年春建造完成,实际建造时间一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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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雀台绘图

  上面铜雀台的时间已经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金虎台和冰井台了。金虎台的建造,同上《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只有如下六个字的简略记载:九月,作金虎台。

  此处的“作”,如果照上面所引“作铜雀台”的措辞来理解的话,应当是开始修作的时间,而非修作竣工的时间。至于冰井台的建造,《三国志》中完全没有提及。考《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晋人陆翙《邺中记》记载:

  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

  陆翙《邺中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的“史部”有著录,标为“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后来散亡。该书被《经籍志归人纪实的“地理之记”一类,而陆翙所在的晋代也去曹魏不远,所以引文中关于金虎台、冰井台的叙述,可信程度很高。按照《邺中记》所言,冰井台的建造与金虎台是同时的,均在建安十八年。如果将《邺中记》“皆建安十八年建也”的“建”字,同样理解为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冰井台开始建造,也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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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铜雀三台”遗址

  但是,金虎台与冰井台竣工于何时,现今已难以稽考。对于“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名篇《魏都赋》,其中有生动的描绘(据李注本):

  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恒冥。周轩中天,丹墀临猋。层构峨峨,清尘飘飘。云雀踶甍而矫首,壮翼摛镂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皎笼光于绮寮。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浊漳水”的记载,则偏重于细致的写实(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冰及石墨焉。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据文中记载,“铜雀三台”是在邺县城墙的坚固基础之上,再起高峻的三座楼台。金虎台在铜雀台的南面,冰井台在铜雀台的北面三者排列耸峙。居中的铜雀台高达十丈,约合今24米;南北拱卫的金虎台、冰井台均高八丈,约合今20米。每座高台都有上百间房屋,雕梁画栋,其宏伟壮丽,不仅当时无与伦,而且在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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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邺城博物馆

  众所周知,建造“铜雀三台”的建安年间,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悲惨年代。“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与当时的现实情景,形成极大的反差。同时曹生性节俭,大力提倡朴素生活。爱子曹植的妻子违背曹的规矩,穿上锦绣衣服在私家后院活动,并未到外面去显耀,曹在高台上恰好望见,大为震怒,立即将其赐死,事见本书卷十二《崔琰传》裴注引《世语》。他起初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之后竟又接连修建金虎台、冰井台,其耗费更是巨大。在群雄割据的战争时代,巨额财富不用于军国的急务,却耗费在这样的项目之上,不仅显得缺乏明智,而且还与他的节俭品性完全冲突。曹为何要建造如此宏伟壮丽的“铜雀三台”?或者说,曹建造“铜雀三台”的正动机何在?

  此前大致有两种解释。一从生活着眼,认为曹此举,主要因为自身游观享乐的需要。二从军事立论,认为此举是要在曹自己的中心邺县,加强城池的军事防御体系,三台相互呼应,形成坚固防御和制高据点。两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难以厘清的矛盾。如果是为了自身游观享乐,只修一座铜雀台也就足够了,何须再建造两座形制雷同的金虎台、冰井台呢?再说此时正是频繁对外用兵之时,军费开支非常巨大,节约两台的建设经费,用于扫灭群雄,尽快一天下之后继续完成之,那时随意享乐再无眼前之忧,岂不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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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至于军事防御,确为曹所考虑的因素之一,从上面所引《水经注》中,“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两句记载,即可得知一二。而在当时,确实也流行过修建楼台群体作为防御屏障的军事理论,即所谓的“百楼不攻”。盘踞幽州的公孙瓒,就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及裴注记载,他与袁绍决战河北,败退易京(在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在此修建上千座高楼,又在外围修建十层围墙、堑壕,其中储存军粮三百万斛,然后夸口说:

  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

  但是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包围易京之时,采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战术,即挖掘地道到达高楼之下,在底部挖空地层,暂时以木柱支撑上面的重量,待到底部地层大半被掏空,再撤出人员放火焚烧所有木柱,高楼底部失去支撑,立即整体倒塌而被摧毁,楼上守军或死或伤完全失去战斗力。这一战术,被公孙瓒惊叹为“袁氏之攻,似若神鬼”。公孙瓒的势力,就此被消灭在他的高楼群体之下。这一前车之鉴就发生在十年之前,以曹非凡的军事才能而论,他绝对不会在自己的根据地邺县,再去重复公孙瓒的愚蠢之举。因此,修建铜雀台如果有军事上的考虑,也只是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而已,并非将其作为军事上长期据守的防御体系来经营。而为了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也只需建造一座铜雀台即可;接连建造三座高台,反倒与公孙瓒的愚蠢之举颇为相似了。

  总之,仅仅从生活享乐或者军事防御的表象着眼,都难以点到要害。要想找到准确的答案,首先要对当时曹的意图和宣示方式有所了解。曹的意图和宣示方式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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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雕像

  曹开始建造铜雀台的两年前,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他所控制的东汉朝廷宣布废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设丞相,而出任丞相者,就是曹本人,事见《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大体上说,丞相一人执政,更容易垄断朝权。因此,东汉后期朝政衰败而权臣出现,为了揽朝政,或者会增设与丞相类似的相国,从而架空三公,如董卓;或者会干脆废除三公,只设丞相,曹此举,正是这种情形。

  曹自任丞相,是他对东汉朝廷权力达到有效控制的标志。但是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来看,出任丞相控制朝政,并非曹终极的意图,因为丞相的权力再大,也只是东汉王朝的下属臣僚而已。曹终极的意图,是要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所有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名义上属于东汉朝廷的辖地之内,创建出一个曹姓家族所拥有的公国直至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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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雕像

  正常情况下,按照东汉的分封制度,异姓大臣无劳有多大,其爵位最高只是到侯爵为止,其封地最多为一县。只有刘氏皇族的宗室近亲,才能晋封公爵、王爵,其封地也会扩大到包括若干个县的一郡之地同姓的公爵、王爵,之于异姓的侯爵,不仅爵位更高,封地更大,更为重要者,是公爵、王爵具有更大的权力资源。特别是王爵,不仅能够任命更多的下属官员,从而形成一个与中央王朝非常类似的军政系和政权机器,而且具有自立社稷的特殊特权。

  据司马彪《续汉百官志五》所载,东汉侯爵私人所属的家臣,仅有家丞、庶子两人;而且食邑不到一千户者,还要裁去家丞,仅置庶子一人。然而王爵私人所属的家臣,即有中尉到郎计十二种;而且有的家臣,其员额还不限于一名。这十二种家臣,分工掌管军政的公私事务,俨然如同中央王朝的九卿,形成王爵享有者自己的小朝廷。《续汉百官志五》又记载:“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此段史文之下,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解释说:

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 曹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记载

  胡广其人,《后汉书》卷四十四有专传,他历经六个皇帝,多次出任朝廷最高级别的三公职务,享年八十二岁,对东汉一朝的典章制度极其熟悉。所以他所作出的这段解释,可信度极高,是东汉封爵制度的宝贵史料。从中看出:东汉时期受封爵位者,只有王爵能在自己的封国建立社稷,并且修造宫廷殿堂。至于侯爵,则完全没有这两项特权。

  古时候史籍常以“社稷”指代王朝江山。具有自己的社稷,具有自己的宫廷殿堂,还具有自己的官员系,这是开创一个新政权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修造铜雀台之际的曹封爵,《三国志》卷一《帝纪》建安十五年裴注引曹下达的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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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卷一《帝纪》曹下达的令书

  这道令书,后世称之为《让县自明志令》,下达于当年十二月。而上面已经论及,曹开始建造铜雀台,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可见曹此时的封爵,还只是食邑一万户的武平县侯。至于当时的武平县,是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南。

  至此我们明白,如果曹要想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他就必须打破东汉封爵制度中,异姓只能受封侯爵的束缚,将自己的爵位提升到公爵直至王爵,舍此别无他途。

  而他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性的第一步,则是要将自己的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宣示出去。东汉以来,崇尚儒家伦理的世家大族,成为影响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突出代表,例如号称“东京袁杨”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世代出任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正是得益于世家大族的强力支持,东汉王朝即便在无道昏君、嚣张宦官、骄横外戚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还能苟延残喘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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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画像

  曹所在的东汉末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要在此时打破朝廷一直严格奉行的典制,以异姓大臣受封公爵、王爵,依然是不易实现的“僭越”之举。即使是凶暴横逆的董卓,可以废帝,可以立新君,可以烧皇宫和掘皇陵,也可以自任相国、太师,却也不敢将自己的爵位,即郿县侯,提升为某公、某王。何况曹本人,不仅出自世家大族极度鄙夷的宦官之家,而且起兵创业之时,又是以“举义兵以诛”为口号。因此,他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尽量减轻来自世家大族的阻力。

  而减轻阻力的有效手段,便是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将自己的意图宣示出去。这样,既可以减弱对朝廷的冲击力,避免事出突然而招致激烈的反应,而使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又可以使朝廷的群臣,有思考和选择的余地,从而表明自己实的立场;更为重要者,还能为曹考察群臣实的态度,以便缜密考虑分类对付的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充足的时间。

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 曹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雕塑还原曹府内议事场景

  于是,在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的同时,便有了《让县自明志令》的发布。这道令书,长逾千字,是《三国志》和裴注中曹下达文书最长的一篇,也是研究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五十六岁的曹,在令书中详细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之后,接下来强调了如下四点:

  一是“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早已超过当初人仕时的期望;二是他人在私下将会评议自己“有不逊之志”,其实自己世代蒙受汉朝恩宠,一心想效法齐桓、晋文“奉事周室”那样,扶持当今朝廷;三是这道令书中所说的,都完全是自己的心话,即所谓的“此言皆肝鬲之“常以语诸妻妾,皆令深知此意”“顾我万年之后,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四是作为具体的证明,我决定辞去三个县的封地,只留下武平一县和侯爵封号,以谨守异姓大臣爵位最高只能封侯爵、封地最多只能封一县的朝廷典制。

  单看文章的表面,其措辞之平易,语调之切很容易被曹蒙蔽过去,以为他是汉朝的忠臣、纯臣。但是,深人探究,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仅仅一年之后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就将魏郡周围的一地区,包括河内、东郡、钜鹿、广平、赵郡等五个郡的十五县,一齐划归魏郡管辖。据《续汉郡国志二》记载,东汉顺帝时,魏郡下辖仅有十五县。而今并入十五县之后,魏郡的辖县一下子猛增到三十县之多。而《续汉郡国志一》记载,顺帝时首都洛阳所在的郡,即河南尹,下辖也只有二十一县。大规模扩张魏郡的一年后,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终于在上显露出实面目,将自己的爵位提升为公爵,并以地域极为广阔的魏郡,作为自己的封国。铁的事实证明,曹当初在令书中自称是“肝鬲之要”的一番表白,纯属假话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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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雀三台遗址

  既然曹并不想当封地仅有一县的侯爵,那么他慎而重之,下达令书声明自己只当武平县侯,岂非多此一举?再说当时的东汉献帝刘协,又完全在曹的掌控之下,所以对他封以四县的诏书,理应出自曹自己的授意。那么曹先以献帝名义颁布封以四县的诏书,然后又亲自下达令书辞去三县,就更像是无事找事的闹剧。曹被陈寿誉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淘神费力进行这样一番表演,定然有其特殊的用意。

  显然,如果不先封四县,就没有辞去三县,从而发布这道令书的机会。可见先封而后辞,其用意正是为了这道令书的发布。既然他如此需要发布这道令书,那么他的特殊用意,就很可能隐在令书之中。

  首先,他列举当初袁术企图称帝,以及袁绍割据河北、刘表割据荆州的往事之后,感叹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处的“国家”,据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精当考证,乃是东汉习语,系指王朝的皇帝,而非后世理解的中国。因此,曹的语意是:要是当今的皇帝没有我,不知道天下会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话确实是话,然而此言从曹口中说出来,不仅显得傲视一切,而且还话外有音:既然当今皇帝没有我就当不成皇帝,那么实际上的皇帝,岂不是我曹吗?既然有我在就没有异姓敢于称帝称王,那么我曹要封一个在帝、王之下的公爵,也只能算是起码的回报了。

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 曹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曹雕像

  其次,曹又特别援引“奉事周室”的齐桓公、晋文公,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也有话外之音。按照周代爵制,齐桓、晋文的爵位虽然不上周天子的“王”,却是周天子仅仅只低一等的“公”,是诸侯国五等爵制当中的最高一等,相当于东汉宗室王公爵位中的“王”。齐桓、晋文既然是我的榜样,我的爵位也应与之相当才对,至少也应当升到公爵,号令起天下来才能够名正言顺。

  总之,结合当时的现实,仔细来品味曹的令书,就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他是将自己的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公开宣示出去。因此,这一篇《让县自明志令》,实际上是曹意图的宣传书。此处的“明志”一词,并非如以往论者所言,是表明他志在做汉室的忠臣、纯臣,而应当作完全相反的理解。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

  参考资料·《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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