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时期的通政司权力那么大 到了明末为什么却无人问津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明朝通政司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元璋建立明代后，对原有的国家机器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全新的权力架构。在这一轮权力洗牌中，一个全新的机构——通政司诞生。这个主要负责处理奏章的部门随着明代历史的发展起起落落，从明初的炙手可热到明末的无人问津，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央权力的流变。

　　一、通政司兴衰136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立国初期，朱元璋沿用元代制度，在中央“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参知政事，以领众职”;地方设置行中书省，掌管地方行政、军事事务。

　　图1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明初丞相的权力甚大，对中央各部门有属关系，并有权在皇帝处理奏疏之前审阅奏章，选择其中部分上呈。在这样的制度下，丞相胡惟庸权力和野心膨胀，“相数年，生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并在多个方面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无可的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大权在握的朱元璋起初感觉很好，然而失去中书省对奏折分类处理后，皇帝每天面对如山般杂乱无章的奏章渐崩溃，终于在洪武十年七月设立通政司专管奏章。

　　明初通政司地位甚高，位列九卿之一，排序在都察院之后、大理寺之前，获得了丞相拆分、整理、递交各类奏章给皇帝的权力，承担起“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章奏，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的重任;在常朝理政时，通政司长官通政使要向皇帝禀奏朝中各种事务;议大政、大狱以及会推文武大臣时，通政使均有资格参与。明代叱咤风云的六科言官，在这时也是通政司下属机构。

　　图2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通政司历经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一直受到朝廷重视。然而好景不长，到了正初年，英宗九岁即位，无法临朝理政，内阁“三杨”代帝秉政，明初发挥重要作用的常朝就此流于形式，终明一代未有改观，通政司的权力就此失去一大块，“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数。《寓圃杂记》云，自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至昃，不遑朝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新制，每早朝，只许言事八件。前一先以副本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依所承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至天启时，惟奏二事。及余于崇祯之十年间侍班，犹见奏四事，格套相沿，无裨实政。”

　　图3 《寓圃杂记》明朝王锜撰，是书载明洪武迄正间朝

　　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怠于政事，很少批阅奏章，通政司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在其中任职的官员甚至会受到朝臣歧视，其中最典型的是万历朝时一次朝臣站班位次争端。

　　万历十三的一次朝会时，时任掌通政司事工部尚书的倪光荐按照洪武朝制定的《礼仪定式》本应站在都察院长官赵锦前面，然而以强鲠著称的赵锦就此勃然大怒，公然说“我不能尾讴儿之后”，并拒绝入朝班站位。退朝后，更是对时任吏部尚书的表明自己的态度：“部院大臣品级相同，而班有先后，则以衙门为序。今光荐品仅与锦同，而仍掌通政事，乃欲班锦上，是以通政加于都察院之上，非制也”，认为倪光荐即使兼任工部尚书，但因其仍然执掌通政司事务，站班就不能排在掌管都察院事务的自己之前。

　　此次争执在朝中掀起轩然，倪光荐上疏皇帝说明事情缘由，出人意料的是，神宗并未处置违反祖制、挑起争端的赵锦，反而给他加官兵部尚书，按例得以站班在工部尚书之前，方才得以息事宁人。皇帝对争端和稀泥的处理态度，实反映了此时通政司江河下的地位和官员饱受歧视的仕宦状况。

　　此后，烜赫一时通政司再也没能够翻身，成为朝臣口中的冗滥部门在明清两代长期沉沦，戊戌变法时被康梁斥为无用部门的典范，清末新政时遭到裁撤。

　　图4 明朝中央集权制

　　二、通政司为何衰落通政司在建立时被明太祖寄予厚望，然而，随着明王朝的发展，却逐渐趋向没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1.皇帝关注度的下降

　　在封建集权国家中，皇帝对待政务的态度和处理政务的方式关系着国家机构的兴废，通政司这种对皇权依附性较强的机构更是如此。

　　通政司职能能否发挥的关键，在于转呈的奏疏能否受到皇帝的关注，并得到及时有效的批阅回复。

　　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勤于朝政，对臣民奏疏批阅效率较高，留中不发并不多见;到了明代中后期，皇帝多较为怠政，常朝稀，甚或数十年不上朝;亲自批阅的奏疏较少，大多交给内阁与司礼监处理。而以阁臣为代表的高级官员自永乐朝开始更多使用密疏直达御前，这使得皇帝更加懒于批阅言辞空洞的常规奏章。再加上厂卫等特有的为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私人奏报，这都使通政司地位遭到严重削弱。

　　图5 明代特务组织东厂梅花令牌

　　2.明代结构的变化

　　通政司良好运行的前提是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高度皇帝集权体制良好运行。但洪武、永乐之后的列代帝王在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都渐消退，与之伴随的，外廷文官集团中，内阁权力渐增长，与衙门逐渐形成有实无名的属关系;内廷宦官集团中，司礼监成为内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在一定程度上代皇帝行使批红权，与内阁相互制衡。

　　通政司作为外廷中的一员，渐受内阁摆布，天子喉舌成为权臣鹰，如嘉靖朝的通政使赵文华便认严嵩为义父，在严氏专权中起了重要作用。内廷中，更是出现了文书房这一机构，负责“职掌通政使司每封进本章”，要将通政司呈上的奏章进行再分类，使通政司的工作变得可有可无。

　　图6 严嵩(1480年-1567年)

　　3.通政司官员自身堕落

　　明朝中期，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通政司官员也未能洁身自好，官员醉心于追逐个人利益，奏疏泄密等事件屡见不鲜，如孝宗朝通政使沈禄向外戚张鹤龄通风报信，干涉了朝廷正常盐政运行。通政司官员堕落使部门工作质量急剧下降，加速了其走向衰落的进程。

　　通政司在明初运转良好，明代中期开始渐趋没落，直至彻底沦为“闲署”。这一过程司正是明初皇帝集权体系随时代发展，走向转型的必然结果。随着“通达下情”的通政司益走向衰颓，明代皇帝得到的信息所夹带的私货也越来越多，明帝国也无可避免的逐渐走向暮。

　　参考文献：《寓圃杂记》《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