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一条鞭法褒贬不一 对于明朝来说究竟是续命良方还是催命药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条鞭法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引言：

　　学过历史的都知道，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北宋王安石“青苗法”、清朝雍正“摊丁入亩”制度一样，都是中学历史教材里的“钉子户”。这三项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土地”这一帝国和农民的命根子展开的，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帝国的运势。特别是对大明帝国的一条鞭法，正反作用尤其明显，世人对其褒贬不一。那么，一条鞭法实行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大明帝国的续命良方，还是催命的药?

　　帝国灭亡背后的正“凶手”

　　大明帝国作为拥有1亿多人口、近百万官兵、GDP总量占当时全球近半的庞大帝国，竟然被人口区区百万、军队不过20万的满清所打败，让人难免唏嘘。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些观点大致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积弊难返说”。大明帝国国近300年，官场和派之争根深蒂固，大臣们同伐异、内斗不断，反而对整个王朝命运漠不关心，全也是虚伪风气泛滥，民心尽丧，缺乏凝聚力。

　　第二类是“人格缺陷说”。特别是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猜疑心重、又执著于虚名，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屡屡做出错误判断，如与后金和李自成两线作战，先死薊辽督师袁崇焕，后又死奉旨与后金秘密和谈的陈新甲，囚禁对李自成作战屡立战功的孙传庭等等，最终铸成了灭亡的命运。

　　第三种是“气候变化说”。指出明朝末年正经历“小冰河期”，农作物减少，常年饥荒，流民四起，人怨，酿成大规模。

　　第四类是“赋税失衡税”。认为明朝财政体制过于僵化，无法应付突发危机带来的财政开支飙升，单纯用加税的方式榨取民力，就像抱薪救火，越救越危。

　　当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得不说，土地赋税制度的落后，也是导致帝国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帝国得病了，“有病就得治”

　　帝国如果没有“病”，也就不会有一条鞭法。

　　大明帝国到了万历时期，已走过了200多年，就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需要打一剂强心针才能延续生命。

　　一个是“土地兼并失控”。土地兼并问题，历来是农民的直接导火索。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并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大批农民随之破产，成为流民，自耕农的数量越来越少，直接导致了官府财政的枯竭。举个例子，江苏吉水洪武年间有人口142207，到了嘉靖年间只有90710，人口流失之严重，简直令人惊掉下巴。

　　一个是“朝廷开支失控”。一方面，由于要抵御北方的蒙古，养兵费用不断飙升。另一方面，明代宗藩也就是朱姓皇族子孙后代的人数，明初立国时增加了近百倍，这还不包括妻妾随从等人员，“宗禄”支出庞大，朝廷已供养不起，把整个帝国都吃穷了。

　　再一个是“贪污失控”。明初朱元璋为打击贪污，大施酷刑，官员们尚知收敛。到了明中后期以后，贪腐之风横行。大刘瑾被抄家时，抄出了黄金万两、白银5000万两，内阁首辅严嵩被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0万两，而当时的国库存银不过200万两。有大官带头，小官自然也就有恃无恐，多贪多占。到了万历年间，局势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养兵、赈灾、治河等等都需要钱，可是朝廷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污吏、地主士绅富得流油却一毛不拔，矛盾空前加剧。

　　如此下去，大明帝国就的会垮台了。

　　于是，一条鞭法应“运”而生。

　　一条鞭法，的够“硬核”

　　《明史·食货志》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量地计，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悉并为一，皆计亩征银，
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大致意思就是：一条鞭法一是取消徭役，农民上交银两就可以了，然后由出钱雇人应役。二是取消杂税，原先的杂税折合银两，分摊到田亩上，与田赋相合并。三是将以前的田赋、杂税和摊入的役银共同合并为新的田赋，一律以银两的方式进行征收。

　　“一条鞭法”简化了程序，由县一级官府直接负责。原来官府借助里长、社区活跃分子等民间征税员来配合征税，他们往往对自己亲近的人放得宽松，对和自己疏远的人催逼得紧，弊端不小。简化手续之后，则大大提高了征管效率，堵上了漏洞。

　　官民“双赢”局面初步形成

　　万历六年(1578年)，大明帝国全面施行一条鞭法。

　　由此带来的明显好处就是：朝廷有钱了。

　　短短几年间，帝国国库存银就达到5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德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竟有能力免除自隆庆元年以来各省拖欠的钱粮100余万两。而且，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帝国能在万历年间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来。

　　一条鞭法还带来一条好处：农民劳役减轻了，人身奴役关系也有所削弱，农民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产品交易活动，刺激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由于“一条鞭法”明文以银征税，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白银货币的流通。明代万历以后，白银和铜钱并行，成为普遍的货币流通方式。

　　虽然一条鞭法好处多多，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这项改革成果名义上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名虽一条鞭，实则民一刃刀”

　　封建制度下，“好经”也常常被“念歪”。

　　一条鞭法的，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当地官府常常打着各种幌子，另行增加徭役赋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特别是努尔哈赤起兵后，大明进行为了弥补军饷不足，几次加税，每亩耕地加税九厘白银，相当于平常年份增加了一倍还多。到了崇祯年间，又以“剿饷”、“练饷”的名义加税，与辽饷合称为明末的“三饷”。

　　另外，因为按规定要交纳白银，而在碎银熔铸整银过程中就会产生所谓的“火耗”。实际火耗约百分之一二，但官府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达到百分之二三，有时甚至更多，地方官府借机大肆敛财。

　　就是在粮食兑换白银环节上，农民也常常吃哑巴亏。有些不法商人坐地起价，“银贵谷”，损失最终又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因此，一条鞭法同时也被称作“残民一条鞭”。

　　由于过度榨取了民间的财富，让民间失去了对抗灾年、自我修复的能力。连续几个灾年过后，民生就会崩溃，造成大面积饥荒和动荡。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中原和西北连年大旱，农民几乎颗粒无收，却每年仍要负担五百多万两白银军饷，卖儿卖女的时候，江南的苏杭、秦淮河却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景象。

　　而面对明朝的灭亡，不单单是饥饿的农民，就连江南的富商大贾们，也变得出奇的冷漠。

　　也许，这就是“好花”结下的“恶果”。

　　结语：

　　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一条编法看似良药，初期是有效的，但因为触动了地主士绅的既得得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遍反对，加之地方官府执行过程中误入歧途，农民受损严重，于是群起反抗。因此，官民“双赢”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一条鞭法便黯然退场，人心尽失，从而加速了帝国灭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