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时期苗民叛乱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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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元年(1796)发生的乾嘉苗民(清代官方文献称之为“湖贵苗变”)是清中期的军事历史事件，不仅有很多历史资料的记载，而且随之产生了一批文学作品。在这次中，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天半等苗民领导者密切配合，在湖广、贵州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与清廷作战。先后占领了乾州等城镇，与清兵血战两年余。

　　乾隆、嘉庆两任皇帝先后派出福康安、和琳“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福康安、和琳先后病殁前线，镇筸总兵明安图、贵州提督花连布等大小将佐二百余人丧身苗疆战场。“乾嘉苗民”虽然最终失败了，却触动了清王朝在湘黔两省的治秩序，促使朝廷重新调整了对待苗民的相关政策。

　　1985年由湖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纪念乾嘉苗民19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参会代表提出：第一，这是一场有汉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清王朝封建治的阶级斗争。第二，具有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性质。第三，是一次反抗清王朝封建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平等、自由和发展的武装斗争。

　　一、乾嘉苗民的历史背景

　　清初的“改土归流”，对于苗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以礼部侍郎席尔达和湖南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漠等大军进攻湘西镇地区苗族，半月之内，苗民数千人，以其地设乾州、凤凰两厅，不久，又废除凤凰厅五寨长官司。

　　雍正五年(1727)，永顺宣慰司纳土，改永顺司为永顺府，设永顺、龙山二县。雍正六年(1728),废桑植、保靖二土司，设桑植、保靖两县，归永顺府管辖。雍正七年(1729)，清廷用兵威逼湘西上六里苗族“编户输租”，设永绥厅(今花桓县)。雍正八年(1730)，清廷又派兵进攻铜仁府“坡东、坡西”苗族，设松桃厅。雍正十三年(1735)，川东酉阳土司献土，设酉阳直隶州，接着邑梅、石耶、地坝、平茶四长官也献土，设秀山县，属酉阳直隶州辖。

　　以上从1703年到1735年，大约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在有土司管辖的苗区均已改土归流”,在无土司的苗区也已设官建制。从此，湘西一带苗区就完全纳入清王朝一的政权直接管辖之下，这一变化不能不对苗区经济文化带来重大影响。

　　“改土归流”对于原来土司辖区，废除土司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有些地区还允许农民自由占田。龙山县农民自由占田达二百九十多顷(每顷合一百亩).对于原来地主的田地，由官府发给执照，确定“有产之家，永为世业”。“改土归流”废除了这些地区的封建领主所有制，促进了封建地主制的发展。

　　至于原来没有土司直接管辖，或虽设过土司，而土司势力实际没有深入的苗族聚居区。如永绥、乾城、凤凰，松桃的坡东坡西等地，在设厅县以前，是以什么所有制为主，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当时封建王朝的规定：永顺土司“担承镇苗，保靖担承苗”。但是，土司实力并未深入苗区，连封建治者也认为“毫无实效”。所以，还不能说是封建领主制占居了治地位。清王朝在这些地区实行所谓“改土归流”时就采取了有别于土司治区的特殊措施，即用武力或威胁而设厅县。

　　湘西苗区设官后，另一重大变化，就是流官客民大量拥入苗区，打破了苗疆的封闭状态。满汉官吏和地主商用放账的方式残酷剥削苗民。一般说来，官兵大放其“营账”，客民大放其“客账”。结果，“苗人穷苦居多，其田土大率为民家所盘剥”。据不完全计，仅永绥、凤凰、乾州三厅，从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中，满汉地主官吏侵占苗民的田地就达四万多亩，除了苗疆边沿地区以外，在苗疆的中心区全部是设立厅县之后才被兼并的。

　　永绥城外的土地，原来均为苗民所有，设厅后六十余年，“尽占为民地”。结果造成“客民之侵占见其多，苗疆田地见其少”和“苗众转致失业，贫困无度者多”的现象。这就是说，“改土归流”之后，满汉封建地主和官吏成了深入苗区的直接治者和剥削者。这种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乾嘉的直接原因。无怪乎一部分无力与满汉地主官吏竞争的苗族百户寨长也在“逐客民，复苗地”的口号下参与斗争了。

　　“改土归流”和苗区设厅县之后，在经济文化上是起了很大变化的。首先是客民大量流入苗区：永绥从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十六年(1751)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新增客民一千九百一十四户。苗区也新增了很多客民，客民大量流入苗区，不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状况，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逐步发生变化，特别是客民带来的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促进苗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记载：永保苗区原只知种杂粮，稻米主要仰给外市，山中水田也很少种稻，偶尔种点，也耕作粗放，不太讲究耕褥，收成极差。客民大量进入后，不仅水稻种植面积增加，而且耕耘技术也不断改进，故收获大增，产量赢内地一倍。

　　古丈苗区稻谷产量也有很大提高，好田亩产毛谷已达四石，与附近汉区差别不大。水利设施也有很大改进，有条件的苗区已广泛使用水筒车、手摇式“娱蛤车”灌溉田地。永顺、龙山地区还使用了“冲筒”、“水礁”、“水磨”、“水碾”。开垦的熟田地也大量增加：永顺、龙山、桑植。保靖已有熟田一千零一十七顷;古丈的田土，己有非常之三是水田，非常之四是熟地。

　　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据记载：“苗民入市与民交易，驱牛马，负土物与杂粮、布绢诸类以趋市场，易盐，易蚕种，易器具，以通有无。”

　　综上所述，湘西一带苗区在乾嘉前正处于“改土归流”和设立厅县之后，经济文化教育正在开始发展，阶级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但由于满汉官吏地主深入苗区、大量掠夺苗民田地，又使广大苗民与满汉官吏地主的矛盾益尖锐，这就是乾嘉爆发前苗区的基本情况。

　　二、满人官场文化对战争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所谓官场文化，就是调节官员群体相互间、以及官员群体与之间关系的成文规则体系与潜在规则体系的总和。其中的潜在规则体系大多数时候是在行政中为维护利益平衡，由各种派别在运作中逐步创制出来，是通过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一个军队的战斗力，除了与军队所拥有的官兵人数、素质、武器等有关，还与他们背后的官场文化有着紧密关系。

　　满人入主北京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快速反应的军事指挥与反应体系。这是从前的历代所望尘莫及的浩大工程。清朝的“六百里加紧”奏报驿递体系，已经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从而保证了中央王朝对全国各地的快速指挥与决策。

　　以湘黔边苗疆来说，这里历来号称边远，明朝虽然在此建立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是驿递还是相对落后。清朝却在此建立了快速通信系。从苗疆发往北京的战报，四千多里路程，启用“六百里”加紧快递，只要七天即可到达。湖南巡抚姜晟，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六，从沅陵县拜发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二月十三就到了在北京皇宫的皇帝手上。

　　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最快的速度了。战争爆发时，位居北京的皇帝可以利用这条高速通信系直接指挥前线军事。我们将这条通信系称之为“快速作战反应系”。清朝皇帝对这个系厚爱有加，也非常自信，也就频繁使用。但在苗疆战争中，乾隆皇帝与军机处的大臣阿桂与和珅等人，对布置在苗疆的十数万大军频频发号施令。

　　没有军机处的上谕，前线的将军常常不敢轻举妄动。否则，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就会招来身之祸。这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前线军官的积极主动性。战场上瞬息万变，前线指挥员却没有最终指挥权。一旦投入战斗，无论这个系反应多么灵敏迅速，都是赶不上战场上的变化形势的。过分强调最高决策机构的指挥权，影响了战斗在第一线官兵的主动性。身处前线的将军们，常常为等皇帝的新指示而贻误了大量战机。

　　必须指出的是，对快速作战反应系的自信，只是从技术上来说。从战争指挥权来说，这也反映了满人官场文化中，已经将皇帝在行政上的至上正确性转移到军事上，即认为皇帝及其智囊团具有绝对正确性。这样的领导体制，对于战争是否完全适合?从苗疆战争实践来看，这是较失败的。

　　如，到底是采用“剿”还是采用“抚”，最高指挥者是摇摆不定的。就乾隆及其智囊给福康安下达的指示来说，就发生过多次反复。前线将军们也就常常摇摆不定，不知如何措置。这就是清朝在指挥系设计上的缺陷。整个战争的一指挥权集中到北京皇宫的军机处，战场上不同省的军队之间只有一种柔性的“节制”权，北京鞭长莫及，来回半个多月的信件指挥，错过了无数战机。

　　三、苗民战争中的文学色彩

　　“乾嘉苗民”中，最让乾隆皇帝痛惜的是两大重臣兼宠臣福康安与和琳的去世。他们是身赴苗疆前线的总督，也是兵大帅，却先后在苗疆病卒。这一点，满洲贵族的笔记小说、苗族民间故事，乃至汉民族文人的小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描绘。

　　按照清廷官方史料记载，福康安的死因是：“为苗疆水土恶劣，福康安于积劳之后，猝患时症，调理不愈”而“溘逝”的。而和琳之死在《钦定平苗纪略》中也有详细记载，他由风寒转成痢疾，仅十余天便病死了。

　　乾隆皇帝为悼念自己的爱将，作了《闻贝子大学士福康安在军营病故诗志悼惜》，诗曰：“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表达了对福康安功勋的肯定与痛惜之情。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而福康安也有对自我的肯定，他曾在铜仁重修了东山寺，后来他在奏疏中写道：“余亦仰赖神庥……从此苗境肃清，封疆绥靖。俾此方之民，成得安其土，乐其业，永享太平之福。”福康安自认为是为朝廷效力的功臣，安抚了一方，但却没有获得苗民的认可。

　　在苗族民间故事《吴王显圣》中，将福康安的死描述为死于吴八月的阴魂显圣：“(八月)把关刀一摇，千把万把刀子，劈得清兵三股死了两股，吴王一望，还活着一股，于是又吐了一口气，化作一阵暴风，把狗官兵刮下千丈悬岩，粉身碎骨。恶贯满盈的福总督抛燕子岩，打后，清官吏改为贝子岩，我们呢?叫死猪岩。”

　　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而和琳的死，竟然与在乾州厅和石柳邓等将领谈判时受到粘粘法惊吓有关，苗族故事中二人皆死于非命，与官方的记载完全不同。二人之死的传闻对征苗队伍的总体战略、军心和士气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福康安与和琳之死也被汉民族文人屠绅婉写入了征苗小说。“乾嘉苗民”之时，屠绅恰好历官滇黔，他创作了文言小说《蟫史》，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甘鼎的原型便是苗疆边务道员傅鼐，金大都督可能影指福康安。

　　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在《蟫史》卷九中，青苗大帅鲜椰子用法术变化出癞牛病马，一牛咬金大都督的脚趾，斩断牛头，牙齿都不脱落，金大都督被送回大营就死了。在这段叙事中，金大都督之死的设置是为了引出“佩金刀”等相关情节，增添以报仇雪恨为目的的斗法内容，也预示了官兵必然战胜苗兵的结局。

　　在现实的“乾嘉苗民”中，金大都督的原型福康安确实于嘉庆元年(1796)五月病死于前线，我们只能推测屠绅彼时恰在云南为官，可能听到过关于福康安之死的传闻，将之融进了小说情节之中。

　　《蟫史》卷十一也花了大量篇幅描写新到任的“债侯”斛斯贵，这个人物可能有和琳的影子。斛斯贵中了苗人之蛊：“虽贵者多福泽，不患其不病而至死矣”。后来斛斯贵“头风方剧，肺病转深”，与《钦定平苗纪略》中所记和琳的死因非常相似。只是从最终结局看，小说叙述者让甘鼎在神人秘授的卷图中找到治疗方法，又安排天女木兰与瘴神作战，挽救了斛斯贵的性命。

　　满、汉、苗民族文学作品对“将帅之死”呈现出不同的描述，这种现象既反映出各民族对于战事的愿景与理想的不同，也映带出苗特战争环境的苦恶、军旅同僚倾轧的严重、战争双方死伤的惨重，显示了满汉文人对清廷的维护，苗民对“征服者”的反抗意识，同时这些作品中的“将帅之死”也包对历史实的重新演绎与阐释。而屠绅的《蟫史》则更能够体现出相对客观的叙事态度，可见文学作品在反映“平苗逆”的态度上已发生改变，趋向了重新认知、协调与融合的倾向。

　　结语：

　　在这纵横100公里，面积不足1万平方公里的武陵山腹地，展开了一场长达2年的战争较量。一方是朝廷训练有素的20万大军，另一方则是由农民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苗民义军，男女老少加起来也不过9万人。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在朝廷及各级官员看来，几乎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彻底平息“”，但事与愿违，战争没有朝着外界预期的方向发展，战争延续两年多才结束。虽然清王朝完成了叛乱的目的，但乾嘉时期的苗民无疑给清王朝的腐朽治带来了深刻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