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兵力到长江南岸就停下来了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意北进
1673年11月21,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反清,接着开始北伐。起初几个月,吴三桂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占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但其前锋推进到长江南岸时,却停了下来,不再渡江北上。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呢?此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吴三桂“欲出万全”,不想放弃根本之地云贵。因为吴军全力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其二,吴三桂顾虑吴应熊尚在北京,希望以不过江作为交换条件,促使清廷将吴应熊放回江南。而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却有新的发现,据此认为当时吴三桂之所以不渡江,是受到了以下两个客观条件的。
吴三桂
(一)1674年3月,清军已在长江北岸重兵布防
清军入关后,在剿灭农民军和南明各政权的战争中,吴三桂等藩王势力逐渐坐大,渐渐成为威胁清朝治的军事力量。为此,康熙帝于1673年春作出撤藩决定。吴三桂闻讯,开始谋划叛乱,于这年11月起兵反清,并从云南挥师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攻占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到1674年3月,其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这个时候,吴军中有人主张疾行渡江,全师北上;有人主张沿江东下,扼守运河,绝清军南北粮道。但是,吴三桂对上述建议皆不采纳,令诸将不准北进,转而将主力屯驻湖南。
对吴三桂此举,国内清史专家的观点大同小异。其中,李治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根据《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广阳杂记》《清鉴纲目》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吴三桂此举是犯了军事保守的错误,过于求稳,以至错过了良机。因为,“此时(1674年3月),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在手,并在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吴三桂军再趁势“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屯驻湖南的选择要好得多。
另一位专家刘凤云也认为,“是时,清廷闻变仓促,不及布防,‘京兵未出,诸道兵未集,地方处处无备’。吴三桂无论长驱北上,还是顺流东下,都可得逞一时。”
很明显,李、刘两人均认为,1674年3月吴三桂军饮马长江,翘首北望时,不该停下来,应该渡江北上。理由是这时清军惊慌失措,准备不足,不及布防,如吴三桂军渡江北上,必将势如破竹。
但问题是,此时清军的不及布防吗?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将相关史料梳理一遍,看看双方的部署、行动情况。
1673年11月21,吴三桂军起兵反清。同年12月1,吴军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12月11,吴军前锋到达贵阳,贵州提督李本森等清朝官员不战而降。12月20,吴军到达镇远,并由此地分兵两路北上,吴三桂亲率吴军主力,为东路军,进攻湖南;王屏藩率吴军一部为西路军,进军四川。
1673年12月21,即吴三桂军从贵州镇远分兵北上的第二天,清廷接到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很快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当时,康熙帝和廷臣对吴军的进攻方向进行了预判,认为接下来吴军必犯湖南,并很可能渡江北上。而荆州(湖北江陵)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
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必须优先设防。因此,康熙帝即令前锋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兼程前往荆州。随后,伺机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
康熙帝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虽然之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12月24又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1名(574个满蒙佐领×1=574人),护军各7名(574个满蒙佐领×7=4018人),骁骑各10名(574个满蒙佐领×10=5740人)、汉军每佐领骁骑各5名(汉军佐领212×5=1060人),总兵力计11392人,开赴荆州。
前锋领硕岱奉命后,率部于12月28启程,1674年1月24抵达荆州。而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部,分两批前往荆州。第一批,其先头部队由护军领伊尔度齐、额司泰等率领,于1674年1月3启程,相继于2月1、2、6到达荆州;第二批,勒尔锦于1月10亲率主力出征,经过2个月的行军,3月11抵达荆州。
再说说吴三桂军这边,自镇远分兵以来,吴东路军一路疾进,分别于1673年12月29、1674年1月攻占湖南沅州、辰州。而后,吴东路军又从辰州分路前进,以夏国相部进攻常德、澧州;以吴应麒部攻打岳州,以吴国贵部进攻衡州。吴东路军攻势迅猛,相继攻占常德、澧州、岳州、衡州、长沙等地,到1674年3月,不但攻陷湖南全境,还占领了湖北的松滋等地,兵抵长江。(这期间,吴西路军也攻占四川,并由保宁趋汉中。)但这个时候,清军八旗精锐硕岱部及勒尔锦部,已抵达长江北岸的荆州布防。
也就是说,1674年3月吴军进抵长江南岸时,清军在长江北岸并非没有布防,而是完成了重兵布防。况且,之前吴军虽所向披靡,连占滇、黔、川、湘四省,但他们面对的都是战斗力不强的清绿营兵,并没有与清朝精锐的八旗军交过手。而此时在长江北岸荆州布防的清军为八旗精锐,一旦吴军渡江,他们就将直接面对这些八旗军的挑战,胜算很小。因为,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训练、装备、体力、战斗意志、集体荣誉、士气均远胜绿营兵。对此,吴三桂非常清楚。当手下诸将要求渡江北进时,吴三桂密诫道,“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军)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如今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文献丛编增刊》,《清三藩史料》,第203页)
八旗兵
(二)吴三桂基本部队少,还需要时间消化新收编部队
吴三桂刚从云南起兵的时候,兵力较少。据清人靖道谟著《云南通志》记载,当时吴三桂直辖的部队分为两部分:一是平西王吴三桂藩兵(即平西王府亲兵)约8400多人;二是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云南援剿四镇”,每镇兵员定额3000人,四镇共有兵员12000人。吴三桂藩兵和“云南援剿四镇”两者相加,约有2万多人。
有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吴三桂只有区区2万多人,为什么能抛起这么大的风浪。别急,且听笔者慢慢道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隶属清廷、驻防云南的绿营兵2标8镇2协5营计29600人很快投降吴三桂。而吴三桂军打到贵州后,贵州的绿营兵约3万人也不战而降。吴三桂军一下子就扩充到了8万人。后来,吴三桂军又收编了四川的绿营兵约3万人,并收降了湖南的大量绿营兵,到1874年3月,吴三桂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以上。
而吴三桂新收编的滇黔绿营兵里面,约有1万多人是原吴三桂直辖的绿营兵“忠勇五营”、“义勇五营”改编的(清廷为削弱吴三桂军事实力,分别于康熙4、6、7年将“忠勇五营”、“义勇五营”脱离吴三桂的指挥,改编为隶属清廷的部队)。这1万多人和吴三桂直辖的2万多人一道,构成吴三桂的基本部队,是吴军中战斗力强、忠诚度高的部队,也是吴三桂可以放心用来打硬仗,还能威慑新收编部队的武装力量。而新收编的部队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忠诚度相对较差,吴三桂不敢马上放手使用,还需要时间消化这些部队。
因此,吴三桂若以新收编的部队渡江,完全没有胜算;若以自己的基本部队渡江,不但胜算小,而且万一失利,还将造成全局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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