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北伐为什么能获得成功 北伐成功绝非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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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率军北伐,至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后秦末主姚泓请降,仅一年时间,东晋就收复了黄河南岸包括关中在内的广阔地区,取得了晋室南渡以来北伐的最大成就。这场战争与当时的变革、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是各种交错混杂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对晋宋易代及南北对峙的形势发展有重要影响,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刘裕北伐后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析。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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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后秦方面而言,内乱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国力,且四面临敌,因此应对刘裕的北伐更显捉襟见肘。后秦文桓帝姚兴死后,其子姚泓继位。但他性格懦弱,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而且疾病缠身,于是,后秦主弱国疑,政局动荡不安。权臣与皇族争权夺利,治集团内部分化对立。为此,姚泓先后诛南阳公姚愔、大将军尹元、安定太守吕超等人。但齐公姚恢、征东将军姚懿、北地太守毛雍举兵反叛,“并州、定阳、贰城胡数万落叛于泓。”外敌也趁机侵扰,匈奴人赫连勃勃攻陷上邽和阴密,仇池氐人杨盛攻陷祁山,后秦军队四面临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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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忧外患的局面迫使姚泓无力东顾,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稳定关中地区的局势,从而为晋军北上河南提供了机会。后秦在中原腹地的洛阳、许昌等战略要地根本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东晋北伐军先锋王镇恶部出师仅三个月便已兵临潼关。青泥关之战中,沈田子与傅弘之等率偏师千余人便一举击溃姚泓亲自领的数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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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晋方面而言,北府兵处于最强盛的时期,京口集团期望借助北伐扩大自身的实力。晋军北伐后秦,以北府军为主力,兵力约十万,与后秦相,在数量上没有绝对优势,再考虑到主客局势、后勤补给和地形地势等因素,整体而言可谓处于劣势。但此时的北府兵经过淝水之战的洗礼和谢玄﹑刘牢之﹑刘裕等几代将领的经营,已进入最强盛的时期。众所周知,北府兵是由江淮间的流民组成的武装力量,并逐渐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对东晋政局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他们背井离乡,生活艰苦,长期的军事斗争使他们磨砺出坚强的性格和高超的军事实力。随着刘裕地位的上升,京口集团的实力在“造宋”事业中迅速达到顶峰。对于北府兵将士而言,他们作为北伐后秦战争胜利的既得利益者,战斗意志更为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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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伐的过程中,刘裕投入大量资源。在战争中创新性地调动水军参战,不仅在关中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在与北魏的对峙中也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刘裕对此次北伐的求胜非常强烈,投入也是空前的。此外,东晋偏安江左,水军实力远胜于陆军。以往北伐,水军仅仅负责运输补给,并不直接参加作战。但是刘裕却创新性地调动水军作为主力部队参战,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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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前期,东晋五路大军北上时,其中有两路以水军为主,沿水路北上。北方政权对水军非常陌生,当东晋舰只出现时,他们措手不及。“(王)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在古时候战争中,“神兵天助”的思想对军心和民心有巨大的影响,水军出现在关中战场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后秦军队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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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军队以骑兵为主,战斗力极强,东晋步兵难以争锋。刘裕指挥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运用“却月阵”,创造出以步制骑的军事神话。刘裕在战略上以攻为守,战术上以守为攻,利用战车等大型军事器械作为依托,就地结成营垒,且依水结阵,以水军舰船作为部队进退的战斗堡垒,配置弩兵进行远程攻击,最终取得平原野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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