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弃众臣意见于不顾而执意伐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备为什么执意伐吴，这是很多读者都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刘备称帝后，不顾赵云等重臣的激烈反对，坚持兴兵讨伐东吴，最终惨败夷陵，使蜀汉国力遭到重大损失，刘备本人也在忧愤交加之下病死白帝城，纵横汉末三国的英雄最终以一种悲情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刘备为什么要弃众臣意见于不顾而执意伐吴，他是单纯为关羽报仇，还是另有所图呢?

　　刘备伐吴，朝廷中反对的声音很大，其中以赵云的意见最为激烈，他毫不客气地向刘备进谏：“是曹，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赵云的意见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魏蜀矛盾是主要矛盾，吴蜀矛盾是次要矛盾，在主要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宜本末倒置地去着眼于次要矛盾。应当暂时搁置吴蜀之间的纷争，从“联吴抗曹”的大局出发，集中精力解决曹魏，东吴偷袭荆州的一箭之仇可以留到秋后再算总账。

　　第二，曹已经死亡，继任者曹丕能力不及曹，却篡汉自立，其治根基尚未牢固，人心也未完全归附。应当趁此机会高举“攘除凶、兴复汉室”的旗帜，联合曹魏内部拥护汉朝的势力，顺势攻取曹魏的关中地区。

　　第三，如果此时和东吴开战，并没有一举吞吴的把握，很可能被拖进战争的泥潭，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以给曹魏方面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此一来蜀汉将两面受敌，如果逼急了东吴，很可能让孙权孤注一掷，彻底倒向曹魏，使蜀汉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不仅赵云激烈反对，朝中众多大臣也都持相同看法，普遍认为伐吴断不可行，纷纷上书谏阻刘备。然而，尽管“谏者甚众”，却都被刘备拒绝。治中从事黄权认为“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反对大规模兴兵，更不赞同刘备御驾亲征，结果被调到江北防备曹军;从事祭酒秦宓断言“天时必无其利”，也遭到“下狱幽闭”的处罚。可以看出，不论内部反对的声音有多高，的阻力有多大，都丝毫动摇不了刘备伐吴的决心。

　　刘备执意兴兵，很多人认为他是感情用事为关羽报仇雪恨，但依我之见却未必如此。关羽和张飞从创业开始就追随刘备，虽然和刘备关系紧密，“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远远不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程度，誓同生死只是小说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刻意渲染，实的刘关张应该如曹魏名臣刘晔所说的那样：“恩犹父子，义同君臣”，是一种有着特殊感情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对刘备来说并不值得他倾其所有冲冠一怒。因为在刘备的感情世界中，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亲情、友情都得无条件地让路。

　　史料记载中，刘备有过多次抛妻弃子的不良记录，在和吕布、曹的交锋中屡次被“虏妻子”，长坂坡一战更是“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对待骨肉血脉相连的至亲尚且如此，对关张之类的麾下将领更加显得冷漠。关羽死后，史料未见他有只言片语的抚恤存问，张飞遇害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噫!飞死矣”，没有丝毫悲痛欲绝的表现。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沉着冷静、自私冷漠的人会为关羽之死失去理智，拿其一生辛苦打拼的政权做彩头，去和孙权进行一场生死豪赌。

　　刘备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古惑仔”，而是经历过数十年的生死锤炼的出色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然有着其目的，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也必然要服务于其利益。因此，刘备伐吴的实原因，还得从层面去探寻，我认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来说内部因素。建安十六年，刘备率领荆州集团入川，用不光彩的手段从刘璋手中夺取了益州，打破了原有代表本土势力的益州集团和刘璋东州集团并立的平衡，形成了“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伴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三者之间的利益也重新进行了分配，相当一部分益州旧势力的利益被稀释，和反客为主的荆州外来户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在刘备的恩威并施下暂时能够和谐相处，形成“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良好氛围。但看似平静的朝堂下却是暗流涌动，各种蛰伏的反对势力伺机兴风作浪，如后来刘备病危白帝城，汉嘉太守黄元就“举兵拒守”，牂牁太守朱褒和益州大姓雍闿也“举郡反叛”。

　　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不久又公然称帝，虽然得到了大部人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劲。如尚书令刘巴就认为此举有损刘备的名声，不利于延揽天下贤才，与主簿耿茂一起劝阻，结果刘备寻找借口处死了耿茂，刘巴也因此彻底寒心，“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以上种种均表明刘备在蜀汉政权内部的治根基并不牢固，人心也未完全归附。兴兵伐吴，一则可以转嫁内部矛盾，将内部的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外部矛盾之上，二则可以凭此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达到一言九鼎唯我尊的目的，借以巩固和加强蜀汉政权内部的治秩序。

　　再说外部因素。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一直按照《隆中对》既定的战略规划去实现“汉复室室”的目标。《隆中对》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跨有荆益”，待时机成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从荆州、益州两个方向对曹魏发起钳形攻势。因此，荆州是实现战略目标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个要点则是“联吴抗曹”，刘备单凭一已之力无法与曹魏争锋，唯有和东吴结成稳固的同盟，整合两家的力量才能与实力强大的曹魏相抗衡。

　　但是随着孙权袭取荆州，刘备失去了一块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只能偏安益州一隅之地，《隆中对》设想的“铁钳”被硬生生掰断了一只钳口，分路进攻曹魏的策略业已无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孙刘联盟因此破，盟友瞬间转变为仇敌，《隆中对》规划的战略也基本成为了一纸空谈。要想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让战略重新回归到既定的轨道中来，就必须夺回荆州。因此，无论从巩固内部治着眼，还是从恢复既定战略出发，对吴用兵都是刘备必然的选择。

　　必须强调的是，刘备伐吴并不是想灭吴，且不说他不具备一举吞吴的实力，即使具备这样的能力，刘备也不会愚蠢到自毁奥援的地步。孙吴政权的重要性，刘备有着清醒的认识，“唇亡齿寒”的道理，刘备更是铭感五内。《隆中对》确定了与吴结盟的战略，取川之前刘备明确表示“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即便是建安二十年孙权第一次攻夺荆州，刘备也是以湘水划界平分荆州的妥协方式，换取东吴对联盟的维系。因此，东和孙权是刘备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

　　吴蜀之间的荆州之争说到底是同盟之间的内部矛盾，刘备对吴用兵的实目的是以打促和，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东吴坐下来谈判，以期重塑荆州之战前的战略格局。对于不守规矩的盟友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秀秀肌肉，用大棒狠狠地敲打一下，打到他的痛点，让其明白规则的重要性。对这一点，魏国的刘晔点评得颇有道理，他说“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馀”。

　　事实上，孙权对此也是心知肚明，面对刘备的军事压力，孙权得了便宜赶紧卖乖，连忙“遣书请和”。如果同意了孙权的求和，就意味着荆州全盘归属东吴将成为既定事实，这样的结局显然不是刘备所能接受的，因此他才“盛怒不许”，坚持要用军事手段让孙权在事实上做出退让。不难理解，战争只是的延续，谁在军事上占据的优势大，谁就能占据上的主动，在谈判桌上的话语权就越大，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多。

　　综上而言，刘备兴兵伐吴，不是头脑发热一意孤行，而是在对内外因素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策，伐吴也并非是对联吴政策的，而是通过以打促和的方式将东吴拉回到谈判桌前。无论将刘备伐吴视作替关羽复仇，还是指责刘备孙刘联盟，无疑都是肤浅的。不幸的是，由于战术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以打促和策略破产，使蜀汉政权从强盛转向衰落，不能不说是刘备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