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生都是在堆里生活 康熙为什么会说汉臣难治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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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清代诸帝中最推崇汉文化的,他的一生几乎是在堆里生活,加上他一生到处走、到处问、到处看,所以对汉军、汉官们了解非常透彻。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难治、人心不齐、各怀私意。
康熙帝研究汉文化、,不是他轻视,而是总结教训,以便更好地治。他的意见,是通过广泛地接触、长期的考察、不断地体验,而最终得出的。至于是否正确,姑且不讲,但有些观点还是大致不差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六,他在对大学士们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一意见,指出:“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而到大的,小者犹不可忽视,大者就应该更加留心。又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国家承平久,务须安不忘危。”
究竟有何难治?康熙皇帝例举了以下几个方面:
怀挟私意,互相陷害。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二十四,上谕大学士说:凡为臣之人,怀挟私意,互相陷害,自古有之。不但汉官蹈此习俗,即使是满官,也都如此。你们应当处以公心,变更此习俗。康熙四十一年(1702)闰六月十八,云南道御史山东人王度昭上疏,参劾户部尚书李振裕接受属员围屏请将革职,即属这一类型。
康熙认为只收一个围屏就要革职,那么那些接受万金的人,应当如何处理呢?喜好结仇,王度昭此参,可能是为其同乡官员们报仇,以泄私愤。因此,康熙帝谕旨,九卿会议免议,不处分户部尚书李振裕。
,互相包庇。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二十二,康熙帝谕令大学士说:观看九卿,凡是保举人员,非系师友,即属亲戚,这都是相沿已久的恶习。天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只能依左右大臣。好的表扬,坏的惩处,国家事,还能得不到治理吗?
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九,康熙对大学士说:李光地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所参的属员,每多汉军,不知人才优劣,实际上不分汉军。如果认为汉军都不好,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文不取的汉官,如沈朝骋那样的人。近来看到汉军只知道维护汉军,只知道维护,皆非公道,深为不取。
言行相悖,不耐劳苦。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二十三,皇帝出巡对扈从人员说:讲道理的人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际行动,不能只讲空话。现在汉官人员中,有很多人口不离道德,考其究竟,看他们的行动,言行都不一致。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他对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们谈到汉官言行不一时说:汉官但能做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说些套话、虚言假话,至于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尽责,也不能吃苦耐劳。如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须兼用旗员满官,才能完成任务。
认为塞外辽阔,地少水,行走艰难,以不能骑马为由逃避差遣。如满洲蒙古,每岁塞外居住,为什么不能,这都是不习惯行走的缘故。像李之芳为闽浙总督时,亲自领兵打仗,但是像他那样的汉官,实在是太少了。
奢侈之风,居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十五,有的大臣提出要移风易俗,专心俭约。康熙说:奢侈之风居多。今满官田舍俱在北京附近,人皆知之。内有自称道学、粉饰名节,而本乡房舍几乎有半个城市那么大,或有人多置田产园林。
所作文章不容删改。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二十一,康熙把翰林院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们,召集在一起,将他做的巡幸五台山碑文,给学士们看,以便提出修改意见。他说:朕所撰碑文,一时结构未能精当,你们可与汉大学士们详细修饰,斟酌尽。有能润色改易者,朕非常高兴,不感到厌恶。
康熙指出,中有自负才高者,每写出一篇文字,不容人指指点点。如果给他改上一字一句,就会结成怨仇,这种习俗是太卑鄙了,文章所以不到功夫,原因在此。他还对翰林院官员们说:所作文字最不喜人删改,或因改其文章招来仇恨,凡事不务实际,专好虚名。
以上五点,即是难治的具体表现。康熙指出这些毛病,是希望改变不良之习,并不表现他有民族偏见。对于满洲恶习,康熙帝同样也是深恶痛绝,亦同样指责,并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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