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修建有名无实的文渊阁？只因《四库全书》需要贮

　　文华殿是皇帝们举行“经筵”、听讲经官讲学“进讲”的地方，在皇帝听讲的前一天，还要到文华殿东的传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华殿在初建时是太子们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后来由于几位太子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换成黄瓦。明清两朝皇帝御“经筵”都是在春分、秋分两季。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经筵御论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清朝诸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还会指名文臣辩论。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书。

　　在承载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值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现存一幅“殿阁大学士像”，为洪武十六年文华殿大学士形象。他头戴展角漆纱幞头，两旁有长一尺二寸的展角，据说是为了防止上朝时互相交头接耳。

　　身穿盘领宽袖紫袍，胸背有象征等级的补子，腰间挂有牙牌及穗条。牙牌上刻着官职、姓名，是出入关防的凭证。大学士脚穿皂靴，双手持笏，一副上朝奏事时对皇帝毕恭毕敬的样子。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当时，明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

　　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再往后来，徐光启任大学士的时候，内阁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几乎相当于丞相。而且，徐光启还任礼部尚书，这是一个负责全国典礼、教育、科举的官，也算是权倾朝野了。

　　至英宗正七年(1442年)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值办事之所，遂成为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

　　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年)，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着“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渊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着名的用于贮《四库全书》的七座书楼。

　　当七座书楼中位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确定建设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书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