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谋士为什么在赤壁之战中集体发挥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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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故事脍炙人口，如果说三国最霸气的君主，大多数人一定会说曹。陈寿的《三国志》称曹“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如果站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背景下，这么说就有些过誉了。

　　曹的成功，经过了不断的对外征伐和对内斗争。除了他个人的雄才大略，来自颍川集团的奥援，也是他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曹俨然成了国民偶像

　　当曹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他还不能随心所欲的大权揽，更不会像影视剧中那样，在还没打败袁绍的情况下，就大肆汉臣。

　　从这一时期开始，曹的头上始终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如何处理与汉室皇权、颍川集团的关系，决定了曹能否在公元208年，开启夺权代汉的。

　　1.汉室借还魂与曹孤求败

　　天子是君，曹是臣，如果君臣各守其道，原本是能相安无事的。然而东汉末年的皇权，经过外戚、宦官的你争我夺，已经沦为敲骨吸髓的工具。桓灵二帝本人，更是昏聩不明荒无道，以致汉室倾颓，臣窃命。

　　自李傕郭汜之乱以后，天子一度亡命于野，食不果腹。而当初朝廷为了平定黄巾之乱，解锁了州郡自主的大权。如今群雄并起于州郡，脆弱的皇权对他们来说，除了象征东汉的正存续以外，已经没有任何权威。甚至在世家领袖袁绍的眼里，这样的天子连争夺的价值都没有。

　　在这样的局面下，颍川集团的“话事人”荀彧，力主曹“奉天子以令不臣”。于是已经失去权威的汉室朝廷，在颍川集团和曹氏军团的努力下，重新构建起来。但归根结底，皇权势力、颍川集团、曹氏军团，只是互相利用的而已。

　　乱世的烽火，暂时毁灭了两汉以来的儒教本位君主集权形态，汉室天子的正号召力，无非是借着文化的惯性死而不僵，而这种惯性恰恰在颍川集团中占据主导。

　　然而汉室朝廷的物质基础，毕竟源自曹军的屯田政策，因此唯有曹才能重建汉朝的实体，包括经济、体制和军事力量。而人才济济的颍川集团，又为早期曹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助力。因此，以天下为己任的颍川集团，自然成了协调两方的“万金油”。

　　汉室有名分，曹有实力，看似是非常和谐的组合。但是在君主集权的思想惯性下，皇帝和他身边的人，不希望曹大权在握，时刻都想着借还魂。从公元196年曹迎接天子都许，一直到公元220年曹去世，由皇权间接发起或归因于皇权的，伴随了曹的后半生。

　　不过，在公元200年董承之变的时候，曹早就对此有所防备。公元204年，曹夺取邺城，河北袁氏败局已定，此时他便着手寻求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而他首先要面对的阻力，却是他的老战友荀彧。

　　2.皇权笼罩下的理想之血

　　要分析曹和荀彧的矛盾，首先要厘清东汉王朝的体制特色。东汉开国之初，刘秀目睹了西汉末年的王莽代汉，做了皇帝以后非常提防强臣。于是亲自掌握大权，架空地位尊崇的三公，将政事都归尚书台管理。

　　尚书台处在皇帝的宫禁之内，因此直接听命于天子，使得皇权得以直接掌控朝廷。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汉末，到了曹迎天子之后，在汉室皇权、颍川集团、曹氏军团的三方共谋之下，任用荀彧以侍中的身份，守尚书令一职。

　　荀彧出身于汉末的经学世家——颍川荀氏，而儒家经学自董仲舒以来逐渐成为汉室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门学问，也就是以儒学为主、综合百家，服务君主集权的一种思想。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对这一学问进行了重大调整，弱化了“天人感应”皇权的思想，强化了“大一”理念的“王道三纲”，从而正式确立了经学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

　　随后，经学在百余年中根深蒂固，并培养出了一批以此为进身之阶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世代为官，逐渐把持高位和导向。到了东汉后期，皇权常由外戚宦官代言，此时的皇权上无天意束缚，下无强相制约，因此成为他们满足私欲的工具。

　　缺乏的皇权在乌烟瘴气的熏染中，肆无忌惮的劣性质变，激起了一批经学世家或名士的激烈批评。于是皇权掀起了三次“锢之祸”残酷，导致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早已对皇权大失所望，这也正是袁绍藐视天子的根本原因。

　　世家大族在东汉后期多与皇权为敌，但眼见皇权衰落后天下并未变好，于是对是否要推翻汉朝产生了疑问。荀彧和他的颍川集团，正是这种经学世家和士人的代表。

　　曹与荀彧的诉求不一样

　　因此当曹军团的利益和皇权产生冲突以后，尽管荀彧未必认可皇权，但他依然会惯性的站在汉室一边。这种上的困惑性，再加上他高洁傲岸的个性，决定了荀彧最终的悲剧结局。

　　3.曹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公元200年，董承声称奉“衣带诏”诛曹，结果事败，被定性为谋反而族灭。这一事件无疑在皇权和曹之间，制造了矛盾的痕。荀彧作为两个势力的中间人，似乎没能阻止反曹情绪的滋长，险些酿成大祸。这虽然不能说是他的责任，但足以让曹重新审视三方势力的关系。

　　从官渡之战开始，直到公元204年夺取邺城，整个北方的局势来了个180度大反转，曹取代袁氏成为新的霸主，自领冀州牧一职。此时立刻有人建议，请曹改东汉十三州为上古九州，令天下宾服。

　　且不论这个建议的逻辑是否正确，他的关键意图是扩大曹的冀州。因为在上古九州时代，冀州是“天下中州”，地位为九州最高，地盘也非常广大，一旦恢复，无疑会让曹军团的权势大增。

　　然而荀彧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曹刚刚夺取邺县，海内惊骇，各州各郡都害怕自己的地盘被夺，如果此时强行兼并大州，必会激起各地反抗。不如等到安定北方之后，修复汉朝的故都，再南下问罪刘表，让天下都明白他“兴汉讨贼”的宗旨，那时大局已定，再议古制不迟。

　　荀彧这么一说，原本就要同意九州制的曹，不得不把这事暂时搁置了(《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太祖将从之，彧言曰……太祖遂寝九州议。)。

　　荀彧之言，虽然是老成谋国之论，却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曹的根本利益。从迎奉天子之后到现在，曹的正式官职一直是司空行车骑将军。“司空”是三公之一，本无实权，“行”则表示，车骑将军虽然是三公之阶，又能开府，但曹的“行车骑将军”俨然是一个“临时工”。

　　更何况，曹在平定董承之乱时，还死了他的女儿——身怀龙种的董贵妃，而自称持有“衣带诏”的刘备依然逍遥法外，客居在刘表麾下，时时惦记着北伐。

　　董贵妃之死是曹的心结

　　如果说，之前天子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不得已向曹“”权力，换取他的保护和支持。那么随着北方大局略定，曹还有什么理由顾及天子的感受呢?
于是在公元208年六月，曹废除三公，仿效汉初的制度，自领丞相。

　　3.最后一次三方媾和

　　曹废三公，称丞相，其实是改易制度的一件大事，然而历来不被人们所重。从西汉到东汉，皇帝把相权分为三公，又架空三公，任尚书令，目的无非是削夺相权对皇权的制约，将权力充分集中在自己手中。

　　因此，西汉初年的丞相，其实是两臣制度性的巅峰，其权力范围和地位都远远超出东汉时代的任何具体职位。而且丞相时代的尚书令，不过是尚书台一个管理文书的小官。

　　所以曹当丞相无疑是对东汉体制的颠覆。如此重大的制度改革，曹是如何争取到颍川集团和汉室皇权的认可，而顺利实现的呢?

　　其一，曹的实权其实很大，而且是三方共谋的结果，为曹顺利过渡到丞相提供了权力基础。

　　前文已述，曹的正职权力不小，只是地位不稳。但是在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曹还曾被授予“假节钺、录尚书事”的重大特权，这给了曹充分的权力上升空间。

　　“假节钺”是战时授予大臣的最高特权，掌握二千石以下官吏和其它节将的生大权。“录尚书事”顾名思义可以管理尚书台事务，节制尚书令，是位高权重之人的加官。这是天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送给曹的一份权力大礼。

　　尽管这两项权力，在后来的历次官职变动中，史籍都没有赘述，但是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天子应该也没有能力收回成命。

　　所以曹的实际权力，早已在两大特权的影子之下疯狂滋长，再加上平定北方的功勋威望，也只有汉初的丞相一职，才配得上当时的曹了。

　　其二，刘备的“衣带诏”已不合法，“拨乱反正”的紧迫性，让天子不得不承认曹的丞相地位。

　　在曹一方的官方语境中，董承之乱已经被定性为谋反，因此刘备的“衣带诏”自然是子虚乌有，刘备自然也是矫诏谋反。

　　但是，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处，由于刘备的活跃再加上刘表的支持，“衣带诏”的问题俨然成了曹的单方面认定。如果曹不能为自身的合法地位张目，那么“衣带诏”自然也会变成刘备和刘表的优势，这就等于默认了“衣带诏”的合法性。

　　所以，曹必然要求汉室明明白白的支持自己，让自己的权力合法化，这样才能抵消“衣带诏”的负面影响。而无论“衣带诏”实际上是是假，天子都不敢公开和曹的矛盾，荀彧作为中间人也不会赞成。于是，当曹提出自为丞相的要求以后，汉室唯有言听计从。

　　其三，面对以荀彧代表的经学世家，曹聪明的喂了他们一颗糖，实际却是糖衣炮弹。

　　公元208年上半年，曹从匈奴迎回了蔡文姬。蔡文姬之父蔡邕，是著名的通儒大家、书法大家，身为名士广有声誉，而且和曹有“管鲍之好”，是一对忘年交。

　　曹这一举动，既是让蔡邕的血脉回归故土，也是向世家大族展示了自己尊师重道的形象。文艺作品由此联想出曹和蔡文姬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曹此举也必然倾注了用意。

　　软弱的荀彧果然中招了，在他的理想中，曹依然是那个为了汉室奔走呼告的热血将军，礼贤下士，从如流。他恐怕没有料到，成为丞相的曹，再也不是他这个尚书令能够制约的了。今的糖衣炮弹，四年以后终于完成了致命的一击。

　　5.一场失败的战争开启一个王朝

　　废公称相，根本上是曹为巩固权力以自保，而采取的权力合法化手段。

　　这一次，曹通过隐秘而稳健的手段，化解了荀彧的掣肘而顺利成功，即便是聪明狂狷的孔融，也被老老实实的关了起来。

　　但是，刘备和他手中的“衣带诏”依然在世，威胁权力合法性的心腹大患，仍然没有解除。于是，曹奇袭荆州打跑了刘备，从荆州一路追到了赤壁，然后出人意料的败了。在这次失常的发挥中，不光是曹本人骄傲自大，就连少了郭嘉的四大谋士，也没见任何正常发挥，难道这只是巧合么?

　　根据史载，荀彧、荀攸、贾诩、程昱四人，除了贾诩建议曹在荆州安民乐业，使孙权不战自败以外，三人均没有对进军孙权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其中，荀彧荀攸二人连参与的记载也没有，荀彧只是前期献上了奇袭荆州之策，而程昱只是向众人分析了孙刘联合的必然性。而且，贾诩的建议也被否决了。

　　联想到诸葛亮和周瑜对曹军实力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曹孙权，在内部本来就不被众人看好，这很可能是曹在拿下荆州以后，一个突发奇想一意孤行的决定。但是，曹一意孤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消灭刘备，让自己的合法性完美无瑕么?

　　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史籍关于曹一方赤壁之战的谋划描述甚少。但是，我们依然能从曹在战后的行动轨迹，来推测曹发动战争的目的。

　　　此后到公元219年，刘备的在汉中、荆州对曹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胜利，曹夺权代汉的计划被强制打断。他本人也不得已说出了“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名言，于公元220年去世。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赤壁之战的失败，恰恰开启了曹夺权代汉的步伐。赤壁之战无论胜败，曹都能在战后取得上的主动，这根本就是曹为了目的而发动的战争。

　　故而当客观条件对曹军并不有利而曹仍要强行进攻，这或许就是四大谋士失语或反对的原因。甚至在此战之后，程昱还被曹“杯酒释兵权”，一度传出谋反的流言，这似乎也和他在赤壁之战前的言论不无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四位谋士除了贾诩之外，无不和荀彧过从甚密。可见，颍川集团及其盟友，面对曹不顾客观条件强行攻打孙权，基本也保持了不支持不反对的冷漠态度，这或许是猛然觉察到曹的实意图，但也只能静观其变了吧?毕竟颍川集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最后为理想殉道的，也只有令君一人。

　　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曹在公元208年的行动，从称相到南征，自有一套完整的逻辑。不顾军力缺陷、强行的决定，并不是一句“骄傲自大”就能说清的。

　　至此，曹在内部的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那个不可一世、城府极深的阴谋家曹，此时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