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是怎么融合的？乾隆在崇尚汉文化的同时亦在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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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衣冠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十三，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迎来了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天是皇帝的八十寿辰，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就没有几个皇帝能撑到八十岁。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虽然也曾年逾八十，但若论在位时间最长者，无疑当属乾隆帝。老皇帝端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之上，顾盼自雄，霸气侧漏。他以一种傲视天下的心态，接受文武百官以及蒙古、回部、、、琉球、缅甸等国使团以及金川土司、生番、哈萨克等部族首领的万寿贺表，行庆寿礼仪。

　　此次在给皇帝祝寿的外藩使团中，国最为引人注目。特别被安排在亲王以下，郡王以上班次行礼，受到格外的恩宠。那是因为一方面，使团是由新进册封的国王阮光平，亲自率团前来祝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君臣特意给皇帝上表，请求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穿着清朝衣冠朝见。

　　老皇帝格外兴奋的说：“国王阮光平乞遵天朝衣冠，嘉允其请，并诗赐之”。于是赐给使团冠服：“红宝石顶三眼花翎凉帽，黄马褂衣袍，金黄带荷包，四团龙补服金黄蟒袍，维帽，珊瑚朝珠”。

　　这一切都被站在贺寿队伍后面，身着大明衣冠的使团看在眼里，他们对人这种又换衣服，又叫(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节下限碎满地的行为极其厌恶与鄙夷。并讽刺国王沐猴而冠，穿满洲衣冠“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着满洲衣”。

　　在此三年前，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赶出京城，无奈之下只好跑路，投奔大清，祈求保护。黎氏政权十六代十七年的治宣告结束。清廷收留了黎维祁并让他剃发易服，“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以其为佐领”。黎维祁作为之君，投奔大清也必须改异服色。

　　后来清廷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取现实的外交策略，承认册封新的阮氏王朝。阮氏政权也为了现实考虑，以“事大”换来“册封”，即合法性和军事安定，以便使得利益最大化。为了表示恭顺，新国王阮光平决定亲自带团来给皇帝祝寿。

　　尽管乾隆皇帝对新任国王的恭顺相当恩宠。但对于衣冠制度却也非常介意。阮光平动身前夜，乾隆收到负责事务的福康安奏文知道阮光平：“欣慕中华黼黻”，曾派人在湖北汉口蟒袍，觉得很高兴“自系该国王心慕华风，待到热河后，随众更换中国衣冠，并表其恭敬之意”。

　　后来又一想，觉得不对，原来所谓汉口买的蟒袍并不是大清衣冠，却有可能是汉家衣冠甚至是戏台上的汉家衣冠，便急匆匆下旨，痛斥福康安糊涂：”试思汉制衣冠，并非本朝制度，只可称为圆领，何得谓之蟒袍，更何得谓之中华黼黻乎?”他断定是福康安不谙文义，对此非常愤懑。

　　乾隆对于这种服饰上的小节如此注意，表明这种衣冠制度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直到清末，虽然满汉关系已远明清鼎革之际平和，但头发衣冠之习，并未改变。

　　02 头发

　　某天在本的长崎，一艘名为得泰的清国商船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本人野田希一与船主刘圣孚聊天，故意问道：“我听说，你们清国的太祖，是我们本源氏家族的家奴的后代，你们清国人知道吗?”本人此时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当得意和挖苦嘲讽。

　　那是因为：由明入清，最明显的文化特征之一便是身体。进入十七世纪中后叶，随着大明帝国的崩溃，大清政权的入关一，位于周边的和本对于中国的心态变得非常微妙，一方面不得不接受清朝军力强盛、入主中原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对
“剃头发，衣冠异古，不符周公之礼”怀有一丝反感。反观清朝治者，也确实把这些作为满洲身份认同的元素，作为很重要的红线，来加以警惕和防范。

　　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清廷就下达严厉的命令：“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随本朝制度者，无赦。”清初治者以头发衣冠，作为归顺于大清，以及满洲精英征服者的重要标志。

　　03 骑射

　　有清一代，满洲旗人故意让自己看上去与众不同。虽然在一开始采用大量明朝的治机构，官方用语等。但同时也在努力保持满洲特色。朝廷组织狩猎活动以鼓励某些特定的满洲价值观和军事，皇帝申斥那些射箭、马术、满语能力不佳的旗人。乾隆帝的时候，要求满洲人编纂呈交家谱，以确定其世系。以期能够以朴素、纯、勤勉、勇武的满洲之道来奢侈堕落的汉地生活。

　　譬如外出的多数时间，乾隆皇帝仍坚持骑马，而不是乘坐轿子或乘车坐船的形式。他视满洲大臣中的坐轿行为，是懒散和的标志加以批评：“近闻文武大臣一味偷安，虽京城至近处所，亦皆乘轿。若云为文大臣等部院行走所宜，而国初部院大臣，为什么并未乘轿?此皆有平时不习勤劳之故耳。满洲臣仆，当思旧制，效法前人，如不练习乘骑，猝遇紧急差务，不能乘马，是何道理?”。为此，乾隆降旨禁止坐轿，“令伊等勤习武艺，不知有失满洲旧规”。

　　在乾隆看来，骑射远不止是技艺，而是八旗士兵的勤奋和道德品格，是益法定化且具体化的满洲文化和身份的象征。

　　04 狩猎

　　为纪念自己的满洲根源，清朝皇帝还经常参与狩猎。康熙帝曾自猎数不清的鹿、135只虎、20头熊、25只豹、20只猞猁、96匹狼和132头野猪。他的孙子乾隆帝在11岁时，曾勇敢的站在迎面扑来的熊面前，因而获得了勇者的声誉。朝廷在北京的北面设立木兰围场，每年夏天在这里的森林中避暑，骑马，数千人的围猎，睡在帐篷里，欣赏壮丽景色，他们知道狩猎是有助于战争和治的练。

　　皇帝的菜单中也会表现出满洲人粗犷，豪爽，实惠的食风。譬如“牛、自己猎获的鹿肉”，分给众大臣，并且还会记录谈论是谁，何种方式猎获，有没有使用猎鹰等，已提醒人们这种食物背后的族群文化背景。

　　05 禁地

　　事实上直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清廷都把满洲和蒙古地区，作为对其有特殊意义的存在而保护。作为特殊和“洁净”的，包含有类似满洲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淳朴、尚武、上天和人间的政权。因此禁止任何的在此区域居住。在朝廷看来，这些地方的人民是淳朴的猎人，牧民和旗人，本性温和而诚实，是自己文化的根，所以有强烈的警觉意识，竭力在边疆地区保持和旗人之间的界限，遏制涌入边疆地区的趋势。

　　06 巡幸

　　今天大量通俗文化如《康熙微服私访》、《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作品中，把康熙、乾隆的南巡是当做游山玩水和谈情说爱的梗来讲。但是，相远非如此简单。清代的巡幸制度是清代治者把强化民族意识形态，和治国理政策略很好的嵌为一体的制度创新，可谓是“马上治天下”。

　　以康熙、乾隆为代表，是绝不甘心成为“社畜”的。一生都在践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的人生格言。康熙皇帝一生共进行了128次巡幸，平均每年两到三次。从1681年至1722年去世的四十二年间，康熙在路途超过两百天的有十一年，超过一百天的有二十四年。“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之地、都走过”。可谓“青春不怕年少，山水不怕迢迢”。

　　皇帝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巡幸制度作为强化满洲文化身份认同的举措，来强化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早在皇太极的时候，就将金朝未能保持旧有的部落习俗与它后来消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拒绝了一些汉官的建议，并告诫诸王以下部民，保持并传播满洲人的语言和服饰，最重要的是发扬骑射的传。到了康熙，乾隆朝，就表现为巡幸制度。

　　为此，乾隆朝的汉族官员曾齐聚御前，建议皇帝取消木兰秋狝和巡幸。结果乾隆皇帝勃然大怒：“我朝武备，超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皆由平时训练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略，所关甚巨”。

　　在乾隆看来，巡幸不仅是满洲人武备之所在，而且也是征服者精英间更为普遍的活力及动力所在。并且大骂汉族大臣的建议是：“意将旗人尽忘淳朴服勤之旧俗，而惟渐染之陋习，人人颓废自安”，加之以欲鼓动民族颠覆活动的罪名。

　　即使是在六次南巡期间，在人口稠密，占优势的长三角地区，乾隆帝大多数时间，仍然继续使用骑马、营帐和蒙古包，颇具行为艺术之感。扎营的方式，也会让人联想到塞外皇帝打猎讲武和内亚原风格的“斡鲁朵”。这意味着在南巡时，朝廷就像是进行某种军事训练，构建了一个在马背之上和营帐之中的更具有机动性的征服者形象的朝廷。并且以此来时刻彰显：巡幸江南只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帝国，进行踏勘，考察，规划和驻防的一部分而已。

　　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中，尤以第三次南巡，意味最为强烈。这次南巡中，陪同皇帝一起的，还有来自刚刚平定的新疆地区的哈萨克策伯克，回部伯克和霍集斯为首的尔贵族。他们来自塔里木盆地绿洲和田，乌什等地。皇帝通过此举，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江南臣民展现军事实力。刻意安排的这次见面，意在提醒双方他们都只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一帝国是由一个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的。既有军事意义，又有民族意义，更有意义。

　　众所周知，版图主要肇基于清代所开创的多元一体格局。坊间也通常将清朝之所以走向成功和强盛的关键，归结为其成功的“汉化”。然而，满清作为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为了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可谓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满汉之间的调和，当然是历史的一种趋势。

　　然而，事实上，问题还存在于另一方面，即清朝治者在致力于调和满汉的另一方面，也在为保持满洲习俗、申述满洲特性而努力。清代治策略中的“满洲之道”，虽然并非历史的主流，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往往被读史者所忽略。

　　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华夏文化融合呢?其实民族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流动。笔者觉得既非“汉化”，亦非“胡化”。而采用“涵化”说更符合历史事实。即涵融浸化，互动影响。潜移默化的将他者的文化浸化于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中，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整合重塑为今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