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际盛响应皇帝号召,为什么却被皇帝秘密处死了呢?
1730年的一天,湖北通山县令井浚详的师唐孙镐突然宣布辞职,并告诉东家,自己将赴上级衙门递交一封呈词。井县令要来这封慷慨陈词的文章,读罢胆战心惊:跟随他数年的幕僚竟写出如此犯上之词。
事情缘起于《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前,雍正曾下过几道谕旨,命令全国的读书人讨论对吕留良的处理意见。如今我们已经难以忖度皇帝的实用心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仅仅彰显一下他兼听则明的帝王风度,但那些投机的士人看到了机会:如果响应皇帝的号召,便很可能得到青睐,一步登天。于是一个叫诸葛际盛的福建泉州士子跳了出来。
载有诸葛际盛檄文的邸报送到了通山县,身为师,唐孙镐也有机会读到这封落井下石的檄文—攻击吕留良及其后人私记、诋毁大清,并找出历史上姓吕的坏蛋,以此否定吕留良的人格。唐师反驳说,如果他事先就得知吕留良私逆书,为何当时不检举,单要等到朝廷通告天下才跳出来讨伐?而且他同样找得出品德俱佳的吕姓之人,来证明吕留良的可贵。
唐孙镐在呈词中提议要和诸葛际盛在勤政殿前当面对质,希望皇帝最终能够赦免吕氏一门,焚毁吕的邪说,保留余著,那么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必定同声称快!他最后说,自己为吕留良辩护,并非因同乡之谊,而是出于道义和一个士人的良知。他以古时候诤臣仲山甫和魏征自勉,表示宁肯与儒雅的吕氏父子同归地府,也不愿与无耻的诸葛际盛并活于世上。
在后来写给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中,井县令描述唐孙镐读罢邸报,“忽然疯狂大作”,嘴里号呼喊骂,无所不至。井县令再三劝告,也毫无用处,接着便发生了辞职事件。大概井县令觉得唐师是疯病发作才能解释此事的不可思议,当然也可以稍稍缓解他作为雇主的压力。毕竟,全国的官吏、读书人皆具结赞同皇帝的看法—吕留良罪大恶极,必须开其棺戮其;而唐孙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未受朝廷升斗之粟,却不顾惜身家,以一己之力,解救吕氏一门,如果不是偏执型精神病,怎么解释这种“非理性”行为呢?
至此,井县令必须处置唐孙镐。他向湖广总督迈柱报告,并附上唐师的揭帖抄件。迈柱大为震惊,向皇帝上了密折,同时下令将唐孙镐押解到武昌审问。皇帝命令将其秘密处决,如杖毙,此事就当作没有发生,上奏的事也不要告诉县令,但如果井把唐的揭帖传播出去,则必严惩不贷。
迈柱的回奏颇有意味,他说担心杖毙招人耳目,恰好唐孙镐在中患病身亡,这是天不容这等逆天大罪,至于唐的揭帖原稿,已经就地销毁。迈柱自以为工作做得极为到位,皇帝必能领会他的妙意。但唐师死亡的相还是流传了出去,他是被人用沙袋压于狱中的。
一年以后,《大义觉迷录》已经颁行天下,浙江天台秀才齐周华再次上疏,为吕氏鸣冤。官府仍使用同一手段,“始以言诱,继以威胁,终命以疯自承”。他拒绝配合,于是被囚禁在狱中,受遍酷刑,直到乾隆即位才出狱。1767年,齐周华又闹出一场大惨剧,被凌迟处死。
吕留良曾经批评:自秦汉以后,士大夫为了取悦治者,不仅在面前保持沉默,而且主动同流合污,迎合主子,扩充自己的野心。事实上,有清一代,帝王收“治”与“道”于一身;士林遑论教化帝王,且被“帝王经学”缓慢地消解着对“道”的尊奉和理解。通过高压、大兴等一系列治理设计,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益衰败。而师唐孙镐,一如大战风车之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反抗士文化的萎靡败落。作为“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他虽然最终冤死狱中,却也昭显着士精神的执著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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