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拥有大半个领土，却严重内耗18年

　　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军帅李自成率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与此同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投降，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带领下入关。

　　在很多历史课本中，明朝的历史就此终结，大多数作家和读者都选择性的无视了南明，至于原因，网上一位答主的回答一直记忆犹新。

　　想多活几十年的作者一般不愿意写南明，想多活几年的网友们也尽量悠着点读，毕竟爆肝折寿气不是闹着玩的。

　　南明，作为明朝的延续，在它短暂的十八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谁当皇帝

　　和过去众多君主王朝不同，明朝拥有两个中心，北京和南京。南京虽为留都，却有着的官僚体制，当北京沦陷以及崇祯帝死亡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六部官员立刻开始行动，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君主问题。

　　国不可一无君，这是君主王朝的铁律，而对于皇位的继承，明朝有着一套由朱元璋钦定相当于宪法的制度，叫做嫡长子继承制。

　　根据制度规定，皇位继承的第一顺位是嫡长子也就是由皇后生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嫡长子则要立庶长子，而如果没有子嗣，则要立与皇帝血脉最近的兄弟。

　　崇祯有三个，但此时还没有一人过江且生死未知，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应当由崇祯的亲堂哥福王朱由崧继任，但这条提议遭到了南京六部官员的集体反对。

　　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南京六部官员多为东林，而东林曾在万历皇帝想要打破祖规，立贤不立长时站出来反对，双方的对峙与互骂持续数十年，最终，万历皇帝不堪其扰立了崇祯的父亲朱常洛为太子，结束了这场纷争，而那位与皇位失之交臂的就是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

　　惧怕朱由崧登基后报复的东林官员此时改了口径，搬出了曾被他们狠狠唾骂的“立贤不立长”，决定迎立潞王朱常淓为帝，而当时在南京官员中最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却在此时选择了和稀泥。

　　史可法同意了东林的意见不拥立福王，但也不同意拥立潞王，而是要拥立远在千里之外的桂王朱常瀛。

　　就在双方为拥立谁为皇帝争执不下时，距离南京最近的福王朱由崧，在迟迟不见有人迎立自己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动手。

　　当时的明朝虽然已经丢掉了几乎整个北方，但仍然拥有整个长江流域往下所有的土地，而在这片土地距离福王最近的军队便是江北四镇。

　　江北四镇是除了在武昌驻守的左良玉大军以外，南明最大的军事力量。福王朱由崧找到了四镇的总兵，请求他们护送自己到南京继承皇位，对于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四镇总兵几乎不加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很快，就在南京城内还在为拥立之事争执不下时，朱由崧的四镇大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此时，南京官员才仓皇出城迎接。入城后的朱由崧暂任监国，不久登基，是为弘光帝。

　　二、“清君侧”

　　或许是为父“报仇”，亦或许是因为东林曾经不愿拥立自己为帝，朱由崧在登基后，对东林官员几乎视而不见，史可法虽然被升迁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却毫无实权，而曾经的凤阳总督马世英则因有拥立定策之功升迁至内阁首辅。

　　马世英成为内阁首辅后，立刻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将曾对自己有恩的阉阮大铖提拔起来一起管理朝政，对阉恨之入骨的东林官员自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双方在朝堂之上的争斗越发地激烈，全然不顾国家的生死存亡。

　　被明升暗降的史可法对于双方的争斗无力平息又不愿参与其中，只好自请去江北督师，但当他来到江北四镇时，才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调动四镇的军队。

　　此时的江北四镇，因为拥立定策之功已经今非昔。史可法为了笼络四镇的军队，提出了一个百害而无一利的办法——史可法上奏弘光帝，赐原江北四镇总兵以爵位，并将江北四镇作为他们各自的封地。

　　如果说之前的江北四镇总兵只是居功自傲，那么现在的江北四镇已经在史可法的“努力”下，变成了正的军阀，史可法想要调动他们变得更加困难。

　　当时的江北四镇中，战斗力最为彪悍的是高杰的军队，史可法为了说服高杰出兵北伐，曾在高杰军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停地和高杰讲忠君爱国以及仁义道德，加上高杰的邢夫人从中帮忙，最终成功说服高杰准备出兵。

　　但就在出兵前夕，高杰却因为自己的盲目自大，死于一场鸿门宴，高杰的部将拥立其子为新的帅，邢夫人为了能在朝中有人，主张高杰的拜史可法为义父却遭到史可法的拒绝。非但拒绝，史可法还提出一个自认为很好的方案，他主张高杰之子拜一位在军中任监军的为义父，这样一来也算是朝中有人。

　　高杰的这支部队原为闯军，因为高杰拐跑了李自成的邢夫人才选择投降明朝，也就是说，在没有第三个选择的前提下，高杰的军队只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明朝，但史可法的自命清高毁掉了这份忠诚，直接导致了高杰军以后的投降。

　　而与此同时，首都南京城内爆发了“太子案”，东林裹挟假太子王之明要求朱由崧退位，同时派人联络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当时的左良玉刚刚在与闯军的战斗中吃了败仗，接到东林人的请求后直接率军东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内战。

　　左良玉东下的消息传到南京，马世英急调江北四镇迎敌，多尔衮则看准时机，命清军南下，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后拒不投降最后被，左良玉在内战中战败不久死去，其麾下部将拥戴其子左梦庚为帅后投降清军，而江北四镇当中只有黄得功的军队保护着弘光皇帝，却也在黄得功战死后选择投降。

　　至此，南明能拿得出手的五支正规军全部降清，清军直接南下，在完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南京，灭亡了刚刚建立一年的弘光王朝。弘光帝朱由崧被俘押往北京处死，时年四十岁。

　　三、剃发易服

　　多尔衮在刚刚占领北京时，曾短暂的要求北方人民剃发易服但遭到顽强抵抗，在洪承畴的建议下立刻废止才没有引起更大的。当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南京后，过于轻松的胜利蒙蔽了他的眼睛，再次下达了剃发易服的命令。

　　让多尔衮没想到的是，原本因为清朝宣布轻徭薄赋选择顺从的民众，却因为这条命令突然爆发，江南各地的百姓纷纷推举出当地有威望的官员或乡绅为代表，发誓断头不断发。

　　而让多尔衮更没想到的是，这些民众的战斗力和决心居然会那么强，江阴城典史阎应元不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带领江阴人民抵抗清军81天，更是在降清的明军将领来劝降的时候，留下了“大明有投降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典史”这样的豪言壮语，大义赴死。

　　与此同时，前面提到的高杰军中的部将李成栋正带着大军嘉定城，和他对阵的不是官军，而是嘉定城内以及周围四里八乡的农民，这些人虽无力抵抗李成栋大军的破城，却一次次的在李成栋撤军后再举义旗，直至李成栋将嘉定变成一座死城，史称嘉定三屠。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清朝身陷江南，一时无力继续南下之时，南明朝廷却依旧在进行着内乱，先有鲁王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键为争夺正形同水火各自为战，后又有唐王之弟与桂王朱由榔之间的争斗火并。

　　等到多尔衮在洪承畴的帮助下，以安抚为主武力为辅的方法平定掉江南的后，清军于公元1646年再次南下，鲁王朱以海被击败逃亡海上，而原本有希望大有作为的唐王隆武帝，却在失去了拥立自己的郑芝龙保护后，在逃亡路上被俘。

　　四、一线生机

　　南明的命运就像多米诺骨牌，弘光帝的死亡推倒了这第一块骨牌，在他之后，不断有朱家王称帝或者监国，却又都在清军的攻伐下一个个的灭亡，随着唐王之弟建立的绍武政权被击败后，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已经被清军逼退到了广西且岌岌可危。

　　危难之际，曾与大明为敌的大顺军残部在郝摇旗的率下，于1647年进入广西，护卫永历帝居于柳州，并于次年联合何腾蛟的官军出击湖南且连捷。

　　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周边各省以及清军后方的大批将领反正，一时间，坐拥七个省的南明迎来了第一次复国的机会。

　　但永历朝廷内部的矛盾依旧尖锐，各个派在国破家亡之际依旧只顾个人私利，以国家命运和军队为互相倾轧，而农民军也饱受官军的排挤和朝廷的另眼相看而不能团结御敌。这便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

　　公元1649-1650年，缓过劲来的清军先后在湖南和广西击溃南明军队，何腾蛟战死，大顺军将领李过之子李来亨率大顺军大部脱离南明，转战到巴东荆襄之地组成夔东十三家军，抗清。

　　随着大顺军的离开以及广西的失守，永历帝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直到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为首的大西军加入，才又给濒临崩溃的南明朝廷注入一针强心剂。

　　和大顺军一样，大西军也是明末的一支农民军，帅张献忠于1646年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身亡，之后的大西军便在他的四个义子的率下，于1647年进占云贵两省，在孙可望的治理下，云南贵州的农业和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富裕之地。

　　公元1652年，永历帝接受孙可望联合抗敌的建议，在安龙定都，不久，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就带着以大西军为主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全面。

　　大西军一路高歌凯旋接连取得大胜，并在战斗中击毙了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

　　接连的胜利换来了土地，却也带来的新的矛盾。一方面，孙可望对接连大胜的李定国越发的嫉妒和憎恶;另一方面，孙可望希望永历帝能够封自己为秦王，但遭到朝廷内官员的反对。

　　按照明朝律法，秦王只能封给太子的弟弟，就像朱元璋的次子朱樉，永历朝廷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事急从权，封孙可望为秦王，毕竟眼下能为南明朝廷所用的也只有大西军，这支劲旅是南明复国的最后希望。

　　但永历朝廷继承了明朝的“优良传”，官员为孙可望封王一事在朝堂上不断地争吵，加上永历帝的优柔寡断让这件事一拖再拖，情急之下，朝中一位官员私刻了一枚秦王印送到孙可望府上，告知他已被永历帝封为秦王。

　　喜出望外的孙可望立刻登台称王，却在大封诸将时接到了正的圣旨，永历帝没有封他为秦王，只是封给他一个普通爵位，巨大的落差没有击垮孙可望的理智，他在高台之上按住的圣旨和内官，表示可以承认自己手中的秦王印为假，只求永历帝能体谅他，追封他为秦王，不要让他在诸将和百姓面前颜面尽失。

　　固执的永历朝廷拒绝了孙可望的要求。虽然在这之后，孙可望用武力胁迫的方式得到了秦王封号，但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而他与李定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永历朝廷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愈发的激烈。

　　就这样，新的一轮悲剧在大西军身上再度上演，孙可望以自己的权势逼走了李定国，却换来前线的接连失利;另一边，李定国试图和郑成功联合进军广东，却因为郑军的屡次失约而告吹。

　　公元1656年，自觉功劳甚多的孙可望密谋篡位，率军攻打保护永历帝的李定国。原本在军力上占绝对优势的秦王孙可望军，却在交战时集体倒戈加入李定国的晋王军，十万大军最后跟随孙可望逃走的只有五十余骑。

　　五、决死悲歌

　　逃出生天的孙可望不甘心失败，遂直奔长沙投降清朝，将大西军的军力布防和盘托出。

　　公元1658年四月，对大西军布防虚实极为清楚的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到年底时，吴三桂的大军已然进入云南，并于正月攻破昆明，永历帝狼狈西逃进入缅甸，李定国率全军在边境的磨盘山设伏，却在内的告密下落败。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

　　公元1661年，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向缅王索求永历帝。次年四月，永历帝与其子在昆明街头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不久，听闻此消息的李定国也在忧愤中去世。

　　南明历史很短，只有十八年，却是五千年中华民族内斗的顶峰，如果说清军占领北方的是八旗军的英勇，以及降清的洪承畴们的运筹帷幄，那么征服南方时就的是躺赢，只要坐等南明各方势力互相攻之后，坐收渔利就好。

　　让人感慨的是，支撑南明坚持十八年的不是那些吃俸禄领军饷的官军，而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集结在一起的农民军，以及为了保住汉家文化拼死抵抗清朝剃发易服命令的普通百姓。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与有责焉耳矣。”这是明代顾炎武在他的《知录·正始》中提出的话，简而言之，保卫一个政权是君王以及臣子的事，而保卫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是这个民族当中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