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河道官员到底有多有钱 果然是贫穷了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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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年间，里河同知张灏请河道总督赵世显饮酒，在树林中挂了六千盏明灯，又让三百名兵丁持火点烛，用剪刀剔除烛花。半个月后，赵世显回请张灏。宴会上，灯有万盏之多，但点烛剪烛的不过十来人。可等到赵世显吩咐点灯，只听飒飒有声，万盏灯火一起点亮，不需要剪烛花且能通宵光亮。

　　张灏不解其故，于是花重金收买了赵家奴仆，这才知道赵家的灯火是用线串联在烛心的顶部，每一药线串联着百盏灯彩，点燃一线则顷刻之间百盏皆明。烛心用薄绸子做成，每隔半寸放一个极小的鞭炮，蜡烛燃烧半寸，鞭炮即响，烛花被炸飞，因此不需人剪。

　　当然，赵世显与人斗富并不是每场都赢。某，扬州一盐商宴请赵世显，十里之外就张灯结彩。酒足饭饱之后，主宾进入闲室小坐，不一会儿，有两名呈上两个小锦盒，赵世显打开一看，两只关东貂鼠跃然而出，向他拱手行礼。赵世显不得不服。

　　赵世显之所以敢如此斗富，和他的职务大有关系。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曾对赵世显说：“治河工程非常艰险，愿意去的官员还那么多，如果没有好处，你们怎么会踊跃前往呢?”由此可见，当时的“河工”(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已是官员趋之若鹜的肥缺了。

　　有清一代，河工任务特别艰巨，面临的仕途危险性也更大。但风险与机会共存。清代中叶以后，河道愈治愈坏，每遇缺口，朝廷投入很大，同时由于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河道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给治河官员的贪冒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而“河工”成为肥缺，大家纷纷钻营求进。

　　康熙、雍正两朝，因河工经费较少，没有发生大贪、巨贪事件。雍正执政后对前朝官员“审计”时，也未发现赵世显有具体贪冒行为，只是将他在任内逐年支出与前任进行对时，才发现成倍高于前任，最终将其下狱，家产充公。到了乾隆初年，河工的贪冒就很严重了。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工就彻头彻尾成了清代的渊薮。

　　康、雍、乾三朝虽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河工的贪冒仍屡禁不止，这与当时的捐纳制度有关。

　　首先，河工通过捐纳获得职衔。自康熙始有《河工捐例》，到乾隆时又将捐纳列入正常的财政预算，还颁布了《推广捐复之例》。所谓的“捐复”，是指官吏降革离任、留任后，纳资捐复原职。乾隆以后，中下级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过此法获得职衔。

　　其次，河工通过浮报保住职衔。从康熙起，河工修建的工程有一个保固期，其间如发生质量问题，自两江总督、河督及以下各级河员一体赔偿修复费用的40%。捐纳的河工，按规定上任后不能领取俸禄，必须经历过三汛安然无事，方可正式授职领取俸禄和“养廉银”。如在三汛期内所辖汛段发生溃决，不但血本无归，还要负担修复的部分费用。因此，河工上下串通，往往浮报一倍以上，以备不测。若保固期内安然无事，则浮报银两便入河工囊中。

　　再者，河工对那些前来巡察的京官，来时接风洗尘，走时馈赠礼品，使贪冒行为得到遮掩。这些额外支出自然巧立名目，纳入河工内开支。

　　河工贪冒之风如此猖獗，以致几代清帝都无可奈何，无怪乎魏源这样总结：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