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为什么重农抑商?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古时候重农抑商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时候重农抑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对中央集权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会产生威胁;二是商业威胁着中央集权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是这种结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没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

  中国古时候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始终处在最底层。

古时候为什么重农抑商?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古时候商人)

  孔子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中国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个人价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这个人的“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德远财重要。那些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士人,一个大财主更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能给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以逐利为目的,甚至有时见利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商人及商业对的推动作用和稳定作用与现代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民生、稳定和促进发展的根本。

  二、古时候的经济模式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实行的便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不管是收实物地租也好,还是收货币地租也好,在漫长的封建,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是很不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经营规模小的特征决定了它抗风险能力差,这种风险不单指自然灾害,也包括行业的单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的保护。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放任商业的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夫去参与商业,使得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对治者的国家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说:“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都将商业视为农业的威胁。要想保护小农经济,必须要抑制商业。

  《史记-平淮书》上说,刘帮得天下之后,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怎么个“以困辱之”呢?

  一是对商人进行打击。

  任何一种商业,只要有利可图,就收归官营。这就是形成于汉代的“禁榷”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国家争利,历代王朝都会用铁拳打击。汉代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唐代“贩私盐一石至死”;宋代“鬻卤盐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盐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这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商人进行打击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业,与国争利。

  二是征重税。

  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从汉代起,光是人头税,商人就要双倍交纳。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对商人征的税都特别重,目的就是逼这些人改行务农,是一种“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币制经常更改,或者改变钱币的发行量,使钱币贬值,将商人的财产稀释掉。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是一齐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商人的财富收到国家来。

古时候为什么重农抑商?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的打压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时候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上大多数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决定了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中,农业和商业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就形成了传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为民谋利的一种思想和传,并且是随着封建的发展而越来越严厉。这么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稳定和封建治。

  三、抑商的根源

  中国的封建,是一个极其的君主制,人民只能听从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绝不允许民众脱离国家的控制。为了维护封建治的秩序,朝廷采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
,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商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封建的结构是土地的地主阶层占有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听凭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必然会封建的经济基础,会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法家实行的是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国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贬黜商人、地位。

  具体到作中,该如何作?那就是利用货币杠杆,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以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并将商人从市场中排挤出去。

  四、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古时候为什么重农抑商?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的生活秩序是贵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者,必然也是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风俗。古时候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秩序和风气的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的功利风气,造成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化,是将商人与罪犯、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是小农。这种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才不会产生骄奢逸的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时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最为平衡的发展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开元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对商人的容度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治和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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