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为什么重农抑商？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古时候重农抑商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为什么小编带来了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时候重农抑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商业对中央集权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会产生威胁;二是商业威胁着中央集权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但是这种结论只注意到了一方面，没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一、儒家的商人观

　　中国古时候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也就是“士农工商”几个阶层，在漫长的历史中，商人始终处在最底层。

　　(古时候商人)

　　孔子说过“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如果只看中利，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中国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一个人价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决于财富，而是这个人的“德”，所以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中，德远财重要。那些没有多少财富，但致力于传播圣人之道的士人，一个大财主更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个重利轻义的人，能给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远以逐利为目的，甚至有时见利忘义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封建商人及商业对的推动作用和稳定作用与现代不能相提并论。孔子说“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只有农业才能满足国家与人民生存的需要，农业是改民生、稳定和促进发展的根本。

　　二、古时候的经济模式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实行的便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井田制”。虽然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崩溃，但是不管是收实物地租也好，还是收货币地租也好，在漫长的封建，一家一户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经济仍是整个经济的主体。

　　但是小农经济的稳定性是很不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经营规模小的特征决定了它抗风险能力差，这种风险不单指自然灾害，也包括行业的单击，所以小农经济需要的保护。但是商品经济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果放任商业的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夫去参与商业，使得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对治者的国家稳定是不利的。所以商鞅说：“农少商多贵人贫”;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都将商业视为农业的威胁。要想保护小农经济，必须要抑制商业。

　　《史记-平淮书》上说，刘帮得天下之后，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怎么个“以困辱之”呢?

　　一是对商人进行打击。

　　任何一种商业，只要有利可图，就收归官营。这就是形成于汉代的“禁榷”政策。这些商业对象包括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等等，如果有人敢和国家争利，历代王朝都会用铁拳打击。汉代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唐代“贩私盐一石至死”;宋代“鬻卤盐三
斤者仍坐死”，明清 “凡犯私盐者 ，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这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对商人进行打击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业，与国争利。

　　二是征重税。

　　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从汉代起，光是人头税，商人就要双倍交纳。之后的每个封建王朝，对商人征的税都特别重，目的就是逼这些人改行务农，是一种“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币制经常更改，或者改变钱币的发行量，使钱币贬值，将商人的财产稀释掉。

　　以上三种方法经常是一齐使用的，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商人的财富收到国家来。

　　在的打压和思想的禁锢下，中国古时候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上大多数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决定了的稳定程度。以农业为主导的相对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决定了必须重视农业。因此在中国封建中，农业和商业大多数时期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重农抑商就形成了传和必然的选择。抑商被视为保护农民，为民谋利的一种思想和传，并且是随着封建的发展而越来越严厉。这么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减少人口流动，维护稳定和封建治。

　　三、抑商的根源

　　中国的封建，是一个极其的君主制，人民只能听从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绝不允许民众脱离国家的控制。为了维护封建治的秩序，朝廷采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
，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商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封建的结构是土地的地主阶层占有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听凭商人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必然会封建的经济基础，会与地主阶级争夺利益，因此抑商是地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选择。

　　“重农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法家实行的是农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把人民引到农战轨道上，“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务农，使国家的粮食能够保障战争的需要。

　　儒家虽然与法家有过“德刑之辩”，但在抑商重农上，虽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上双方是一致的。儒家认为商贾控制市场必然会盘剥农民，也必然会与君主争利，其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对法家的简单粗暴，认为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入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贬黜商人、地位。

　　具体到作中，该如何作?那就是利用货币杠杆，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以货币干预市场，逐步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并将商人从市场中排挤出去。

　　四、治者眼中的商人

　　汉武帝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延续两千年的主流，因此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治者奉为金科玉律。虽然手段上每个朝代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以唐代为例。唐太宗本人就是一个重视农业的皇帝，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食及民天，农业的丰欠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的盛衰安危;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
，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纯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婪逐利。重农既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

　　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尊卑的经常因素，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而商人的出现就了这种平衡的秩序。“商人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秩序。

　　中国人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这是孔子提出来的。中国传的生活秩序是贵尊卑等级有序的一种“均贫”状态，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为温饱忙碌，也没有财力去与官府抗衡，因此这种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全的秩序，是秩序的者，必然也是抑制的对象。

　　商业也影响风俗。古时候商人普遍文化不高，伦理道德意识薄弱，也并不注重自身修养。商人有钱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甚至很多商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视，其后我容易骄奢放纵，有的还成为一方一霸，对秩序和风气的相当严重。

　　可是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商人对风俗的影响，必然会带动整个的功利风气，造成治者眼里的“弃本业，逐末利”的风气，所以儒家才会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其国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对商人的抑制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要交普通人更高的税，甚至在魏晋时，商人穿鞋子也必须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与人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化，是将商人与罪犯、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规定，表明商人的地位远低于普通庶民。因此封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商虽可致富，但不能当官，也不能光宗耀祖，确实对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儒家理想中的，是小农。这种是以农业为国本，只要国有余粮，有可战之民，就不怕任何灾难。而小农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的推广，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的静止的、封闭的，才不会产生骄奢逸的风气。这也是封建三纲五常的伦理对商业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农抑商是对是错

　　虽然治者实行“抑商”政策是为了满足君主治的需要，但我们在分析这个政策时，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其历史性和必然性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时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这于重农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重农才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而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的模式，是封建最为平衡的发展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放任商人群体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商人手里。唐代“开元盛世”时，正是商业繁荣，对商人的容度较高，才造成了一大批大商人和暴富者，财富集中到他们手中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国家财政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国家经济受到严重，这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从那之后，大唐盛世不再，甚至造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

　　重农抑商政策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使得小农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土地兼并，阻止了商业资本向土地的渗透，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的几个盛世，多是在重农抑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并不是古人不知道钱的好处，而是不能让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从而对治和稳定产生危害。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农抑商，是有一定道理和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