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百维新rdquo;最后以失败收场,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百维新的半途,光绪谕示内阁:“着令直隶总督荣禄迅速刷印冯桂芬《校邠庐》一书,并分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显然,光绪要把这部呼吁体制革新的旧著,当作维新变法的改革预案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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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邠庐》中,冯桂芬提出要裁减冗员,分别对清朝的漕运、河务、关口、盐务、督抚诸衙门,以及京官、内外武职等机构的设置与人员问题,提出了裁减方案。冯桂芬认为,国家官员多且滥,如民谚所云,遍地都是“吃饭官”—“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冯桂芬又提出了冗员之害:“国家多一个无所事事的官员,不光多了一个白吃皇粮和白拿俸禄的人,也等于多了一个、盘剥民脂民膏的人,甚至是多了一个败坏、倾覆国计民生的人。为什么要设置这样拖累人民、贻误国家的官位呢?”

  应该说,冯桂芬对官场冗员问题认识深刻,裁汰冗员的建议也很有针对性。但是,裁汰冗员说起来简单,要付诸实施,不光复杂,甚至难上加难,因此精官简政的机构改革往往无疾而终。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光绪召见康有为,向他咨询具体的裁员之策,康有为对以“不要去掉旧衙门,而只增加新衙门;不要罢黜旧大臣,而只渐渐擢升小臣”的策略。他以为,这样先做“加法”,暂不用“减法”,精官简政就能推行开来。但是,渐渐擢升小臣、信用维人,必然会影响那些旧臣的权柄,并引起他们的猜疑,进而遭到他们的。守旧的后势力也绝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到“老佛”面前去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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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康、梁等人对后势力阻挠变法、干扰裁汰冗员之举早有预见,可还是低估了其能力。他们以为,只要皇上一纸诏书畅行天下,就能带来改革新局面。于是,他们不顾后势力的阻挠,向官僚机构开刀,发出了裁汰冗官的简政令。

  成千上万“吃饭官”的金碗即将被砸,他们能不拼死反抗吗?因此,这道撤并机构、裁汰冗员的简政令引发了一场官场大地震!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衙门的大小官员,无不挖空心思考虑应对之策。于是,新政推行起来阻梗重重,有的空言搪塞,有的因循推诿,有的甚至公然对抗。结果光绪威信扫地,维新派碰了一鼻子灰。

  变法维新的最后一月,光绪帝和军机处三令五申,要求加快衙门撤并、冗员裁汰,不得延误。道道皇诰犹似催命符,始是警告“毋得迟玩,致干咎戾”,继之威胁“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终则力竭声嘶,祭出尚方宝剑:“用特重加申儆,毋谓宽典可屡邀也。”无奈大清国的衙门、冗官,好大象屁股,随你怎么推也推不动。一场撤并衙门、精简冗员的变法改革就这样流产了。安享富贵的“吃饭官”没有被裁减掉,戊戌六君子的吃饭家伙反倒被砍掉了。康、梁亡命本,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

  “百维新”的机构和人事改革失败,固然有准备不足、策略失当等因素,但其根源在于大清体制的根深蒂固。只要大一的体制存在,无论是慈禧的垂帘听政,还是光绪的开明新政,就只能在衙门、官员的数量上做些“加减法”,即在治阶层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做些权力的微调。这是晚清改革运动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体制在那里,光绪纵有孙悟空的本领,也翻不出“”的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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