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纣王为什么会输？牧野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牧野之战纣王为什么会输?牧野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的延续”;我国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也说过类似的话，“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威。”这里所说的“道”，人心的向背，其实就是指。预测战争胜负，战争性质，主要就看参战双方的基础。战争的一方基础牢固、广泛，那么这一方的实力相对来说就会较强大，获胜的几率也就更高。当然，也不能否认战争中的偶然因素，如说天气，如说地形，如说将帅的素质，如战略战术的制定，它们有时也能使实力弱的一方反败为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总的来说，起主要作用的是因素。三千多年前武王克商，在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和周文王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与其说周武王的胜利是军事上的胜利，毋宁说是在谋略上要高出商纣一筹。

　　读罢《史记·殷本纪》，我们常常会掩书不解：为什么在武王九年，孟津之盟时，诸侯皆曰：“纣可伐矣!“周武王以“女未知道天命”为由，拒绝讨伐商纣?难道是因为天象的缘故?“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难道是因为这个自然天象，武王就认为商纣死期未到，所以才“还师归”?假如是因为“天命”，那是讲不过去的。因为在此之前，武王渡河时，有白鱼跃于武王船中，这是个极好的兆头，后来的儒者为了渲染周武王克商是“共行天之罚”，是正义之举，往往引用这个白鱼的典故。所以“天命”恐怕不是周武王没有立即讨伐商纣的原因。武王和太公吕望还有别的考量。那么是什么缘故使得他们推迟了克商的期?他们在等待一个什么时机?或许我们可以从《史记·殷本纪》下面的记载找到答案。

　　“周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王子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周武王才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这就耐人寻味了。难道纣王之前好酒乐，以酒为池，以肉为林，设炮烙之刑，九侯女，醢九侯，脯鄂侯，不是重罪吗?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开周武王推迟伐纣的谜底。纣王荒无度，大失民心，已经使得诸侯国敢怒不敢言，以此诸侯才“益疏”纣王，“多叛纣而往归西伯”，也就是说原先以纣王为领袖的较激进(这个激进是相对于商纣的宗亲而言的)的一派，现在已经与纣王划清了界限，周文王父子很容易就争取到了这些势力;但是这些诸侯国归附，并不代表商王朝的实力在根本上已经被削弱，所以周武王和吕望在等待的时机恐怕就是纣王的众叛亲离。干、箕子无疑是纣王的亲人，是商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与太师疵、少师强可以说是当时中产阶层里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一心想要维护旧的制度，可是纣王居然连这些最忠实的拥护者也都得罪了，他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中的秩序》中指出，“知识分子的背离是的征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吕望和武王，等待的当然就是这个时机，最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这个时机。周武王当年孟津之盟没有发动进攻朝歌，大概就是看到时机还不成熟，一者商王朝内的保守派还在支持纣王，二者诸侯国中有些还不敢彻底与商王朝决，有些还在支持着商纣，“八百诸侯”与后来牧野之战的“诸侯咸会”还是有数量上的区别的。

　　上已经完全孤立的纣王其实败局已定，加之以吕望正确的军事指挥，商王朝的溃败可谓是摧枯拉朽。虽说战车的发明是在商代，但是有大量大证据表明，首次正大规模运用战车的乃是在牧野之战中。后人记录吕望兵法之书《六韬》，其中《文韬》有说：“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阵陷锋，见可击则击之。”又说：“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这一次战役，诸侯国出兵车四千乘，西周自己有兵车三百乘，以及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的排兵布阵主要是分为左中右三军，从史载的“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可以推想，吕望的战术指导是，先用勇猛战的虎贲以及战车，冲击商纣部队的中军，从中间突破，或者从两翼迂回包抄，继之以步兵，全面击溃敌人。古时候是冷兵器作战，战士的士气很重要。《孙子兵法·九变》云：“死地则战。”《九地篇》又云：“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又云：“深入则专，主人不克。”西周深入商朝国都郊外作战，必须抱着必死之心，众志成城，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周武王非常了解这一个战斗心理，在开战之前，对西周部队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誓师演说，第一句话就是明确告诉西周战士现在所处的“死地”：“远矣西土之人”，潜台词就是说，如今我们远离家乡深入敌人腹地，疾战则生，不疾战则死;然后又说明如今所要开展的战斗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接着又申明了纪律。在周武王的宣传鼓动之后，我相信当时的西周战士一定是“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反观商纣，既在上不得人心，军事上又不能早做防备，等听到周武王部队开拔到牧野，才仓皇将几十万的奴隶武装，加之以常备军，总共七十万人(这个数字恐怕是夸大了的)，但是这几十万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果然，“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战斗到底剧烈与否，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既然纣师倒戈，周武王应该是兵不血刃就攻下了朝歌;一种根据《尚书》记载的“血流漂杵”，认为战斗非常惨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最终都是西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思考一下商王朝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商纣的乱残暴，只是主观原因，客观的、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半原始、半奴隶的旧性质下的制度已经不适应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已经不适应于“现代化中的”。青铜器的出现，使得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人们征服、利用自然的领域得到巨大的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领域中，人们从敬重鬼神开始倾向于人文关怀。西周初期“敬天保民”的思想，与商朝每事必卜、政教合一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一方面，在生产力带动下的思想领域的冲击，让人们从神化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平民百姓和诸侯王不再认为商王朝的君王是上天派下来的、具有不可侵犯的神性的政教领袖，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一位关心人道、维护自己权益的君王，所以在商纣九侯女，醢九侯，做肉池酒林，为炮烙之刑，任用佞臣费中、恶来之后，才敢疏离商纣，归附西周;一方面是商王朝旧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能灵活地、正确地将变革中分化出来的阶层吸收组织到商朝的活动当中，昏乱暴虐的纣王种种倒行逆施更是加深了这种阶级矛盾。

　　总结以上可以得出结论，商纣牧野之战的失败首先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军事上的失败乃是由于上的混乱，上的混乱乃是由于旧的体制不能动员新的集团参与活动，而新的集团的出现乃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乃在于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