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勤政17年却失天下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什么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崇祯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吾非之君,汝皆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崇祯十七年的早春,春寒料峭,不过对于朱由检来说,天气再寒却敌不过自己心中的寒冷——他的帝国已经到了最后一刻,城外是庞大的农民军,而他身边却连一个可以信任的臣子都没有!
大明养士三百年,竟然养出了一堆反骨仔!
即使跨越百年,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年轻皇帝的愤怒,声嘶力竭,却无济于事!
这一年的早春,他终究无力回天——以发覆面,自缢煤山。
一个富有四海的帝王最后只能用最卑微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守住祖宗的那一句“天子守国门”的誓言!何等的悲哀!!!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臣所误,以至于此。”他是满身怨恨离去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埋怨自己的臣子,臣误国!
可是事实的如此吗?
我倒是认为:君未必不是之君,甚至明朝的败亡有很大的概率是与他自己有关,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
一、盲目躁进的年轻皇帝
公元1627年,年轻的大明皇帝朱由校因为落水受寒而死,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脆弱的皇帝。他没有子嗣,只留下了传位给了五弟朱由检的遗诏。
也许是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想要的的缘故,被皇位这个大馅饼砸中的崇祯皇帝,像刚刚收获新奇玩具的小孩,爆发出了极大地热情,初尝权力这杯美酒的迷人后,他的动力更足了——迥异于前代帝王,大明的帝王似乎在1627年终于出现了返祖的情形。
大明王朝277年的治中,崇祯恐怕是最类其先祖朱元璋的,尤其在经历了万历、嘉靖、天启等连续六代不理朝政、专注于吃喝玩乐的帝王后,朱由检的继位让臣民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大明似乎迎来了一个极其优秀的中兴之主。
可惜人无完人——年轻人的通病往往在于迫切的希望展示、证明自己,总希望干一番大事业——17岁的年轻的帝王更是如此,他急切的希望做出一番功盖三皇、业超五帝的伟业,他希望有足够的功绩证明皇兄的选择没有错,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
想法没有错,可是,现实远理想要复杂的多——永远是一个平衡的游戏,一个习惯了非黑即白的毛头小子的能够驾驭了这个庞大帝国么?
尤其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执着于一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的东西。
崇祯即是如此,他希望用一场狂飙猛进的改革洗刷朱明百余年来积攒的腌臜,然而却没有想过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改变是否适合大明这个孱弱的“老人”,是否适合那些习惯了文恬武嬉的文武官吏。
他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勤政成为王朝的催命符,他的锐意进取成为帝国的掘墓之举。
在他的带领下,大明向着终点一路狂奔!
帝国沦丧,只用了短短17年。
二、焦躁多疑、自毁长城
往事越千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崇祯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确实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于喜欢的人,他永远可以付出极大地心,敢于去信任,如袁崇焕;而对于厌恶的他,他会粗暴的反对,不加分辨的反对,像魏忠贤。
这种上任性的非黑即白,对于一个人物来说是极为不成熟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而对于崇祯来说,更可怕的是在皇权时代,帝王个人喜好被极度放大,上行下效、争不断同样成为压垮帝国的稻。
不可否认,继位初年,他着力清理了魏忠贤的阉,荡涤了朝堂风气,这在当时算得上正确,但是凡和阉挂钩的即加以惩处驱逐出朝堂,却显得矫枉过正。更严重的是幼年时代深宫中的残酷斗争让他的性格变得极其敏感,他无法容一丝的忤逆、一丝的背叛——既信任又猜忌,近乎的性格下,崇祯酿造了晚明最大的冤案。
“五年平辽”这是袁崇焕在崇祯继位初年立下的豪言壮语,
“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
初时他给予了袁崇焕极大的信任,然而激进焦躁的性格却让他无法受漫长的等待!
他需要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尤其是明军在接连丢城失地后,年轻的天子迫切的需要一场胜利!
可是这是战争啊!
尤其是明军与后金的战略态势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无谓的一场胜利甚至会毁掉几代人积攒的微弱优势。
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愿意相信,他认为袁崇焕在消极避战,在怯懦!
有句话叫做“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说的就是,战略目光远近对于局势的意义,历史上最典型的应该是丘吉尔的那番演讲,那番在节节败退即将的英伦三岛民众面前的演讲——即使我们失败了一千次,但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这种胜利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最后的战略决胜!
幸运的是邱胖子的话有人信了,袁崇焕却没能这么幸运!
己巳之变时,后金兵临北平城下,袁崇焕未等诏书即急率辽军勤王,“君父有急,何惶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这是袁崇焕内心的想法。
他却不知道——在皇帝眼中他已经是背叛者的样子。
违规领兵入关放在人身上也许是赤胆忠心,而在已经被划到叛逆的袁崇焕身上却显得愈发忤逆不堪,更可怕的是落井下石——温体仁等辅臣、阉余孽的合力诬陷下这个边地良将竟然不到一周内完成了下狱、审讯、处斩的流程。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三、刚愎自用、喜怒无常
生长在深宫中见惯了波诡云谲,尤其是目睹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的残酷,让这个年轻天子的性格变得多疑而又喜怒无常。这种性子下,他对于臣子的态度也同样是苛待多于宽厚。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
据不完全计,明思宗在位十七年,处死一品督抚以上的大臣就有17人之多:有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等,计“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
尤其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祯皇帝先后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斩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级官员。
甚至就连“贵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
多疑的性格下,崇祯治下的官员几乎像走马灯一般轮换,如蓟镇总督“半载更五人”、“易中枢(兵部尚书)十四人”、“刑部易尚书十七人”。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此酷烈的践踏臣子的与精神所造成的的恐怖氛围也远超历代。
如此暴虐的生态下,忠诚变成了奢望!
这样想来,“今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并非没有原因!
外臣不堪重用,崇祯转而信任宦官——这似乎是中国皇帝的通病,总以为身边人是最值得信任的,殊不知往往祸起萧墙。
崇祯元年五月,“以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等四门,巡城点军”;崇祯二年冬,以“司礼沈良佐、内官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九月,“命张彝宪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文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崇祯九年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不仅赋予监军之权,有的还担任总督、分守之职,直接指挥军队。
有明一代能入宫的往往都是一些破产的无赖、破落户,可以说除了捞钱一点东西都不懂,崇祯天的以为能够以心换心——他高估了这些文盲。
“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
平时捞钱,战时逃跑,崇祯的监军唯一的作用就是极大地激怒了将门,双方互为仇寇,在两边你来我往的争斗中,大明缓缓向着深渊沉沦!
四、争频发,亲自下场
如果说猜忌群臣、启用宦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介身争成为击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
明代历史简而化之其实就是文臣、内宦与皇帝的争斗史,这一点到了晚明更加显著。
崇祯皇帝以清算阉起家,幼年时代阉横行无道、仗势欺人的恶行让他从骨子里讨厌这群人。
于是从继位开始他就处死魏忠贤,并流放、处理大批附庸者,如果只这样算不得错误,可惜后来对于阉的清理竟然被无限扩大,阉这个词竟然成为朝臣排除异己的工具——典型的有: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疏中有王应豸系“魏珰私人”之语。
对此,明思宗非常反感,当即训斥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所私!”
朱由检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也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
可是他却没有足够的手腕来结束这场由他开启的战争:
崇祯二年十二月,东林人以压倒性优势将阉逐出朝堂,年底前组成以韩爌为首的东林内阁;
同年冬袁崇焕下狱,阉新话事人温体仁发动复仇之战——“借崇焕以挤去(韩爌、钱龙钖)二人”、“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他在密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辅(钱龙钖)、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
崇祯二年十二月钱龙钖下诏狱,后遣戍定海卫,次年正月,内阁首辅韩爌因遭阉分子原抱奇的而三疏辞职。
朝堂的失利极大的极大的东林书生的斗志,他们在江南成立了复社,公开宣扬东林主张,同时推选新的领导者入阁……
双方你来我往,斗了个旗鼓相当!甚至很多情况下,皇帝自己还会下场帮助自己宠爱的臣子。
于是,在东林与阉的互相攻讦、揭露检举声中,大明的最后一口元气被侵蚀的一干二净。
五、兴亡千古事
有别于古来以酒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灭亡的皇帝,崇祯竟然源于他的勤政!
我不是反对勤政,我认为这是一个皇帝的基本守,然而这种用错方向的勤奋却远算不得一件好事,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这种性格下他几乎陷入了多做多错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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