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的崛起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的没有商鞅就没有一吗？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商鞅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不管是哪本著作，在提起秦国崛起的时候，总会追溯到一个名为商鞅的人。

　　在主流认知中，如果没有商鞅，就没有秦国的崛起，更不会有秦始皇灭六国一天下的丰功伟业。

　　从既定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却发现实情绝非如此。

　　秦国希望通过变法实现腾飞，他们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六国国君只要不瞎，就不可能看不到秦国的变化。如果变法就能令国家富强，他们为什么不效法秦国呢?

　　商鞅变法是从公元前359年开始的，秦始皇一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换言之，从商鞅变法到秦灭六国，经历了一百三十八年的时间。

　　在这一百三十八年里，为什么关东(函谷关以东)六国都没有通过变法实现腾飞，最终只能被秦国逐一消灭呢?

　　照搬照抄商鞅在秦国玩的那一套，从理论上来讲并不困难，只要把秦国的法律全部抄上一遍带回国就是了。实在不行，从秦国挖几个底层法官带头搞变法，不说学个十成，六七成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在商鞅之后，秦国又涌现出不少人才，如说范睢、吕不韦和李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名臣，更是能臣。

　　拿商鞅与上述几人相，理论水平，商鞅不如吕不韦;实践水平，商鞅不如李斯，要说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范睢、吕不韦和李斯全都不是秦国本地人，而是关东六国的人才，他们是在本国得不到发展的空间，只能跑到秦国谋求发展，结果大获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看，想从关东六国找出商鞅更优秀的人才，虽然谈不上简单，但肯定还是能找到的，可最终的结局却是秦国一天下，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历史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偶然事件可以轻易改变的。从个人素质来判断，应该说商鞅足够优秀，但商鞅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并成为秦国历史上的“Special
One”，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出现，成为了站在风口上的那头猪(非贬义，仅举例)。

　　早在春秋时期，秦穆公向西发展，将戎(游牧民族)打得一败涂地，最终拓土千里，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但在秦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却逐渐走下坡路。

　　春秋末年中原动荡，强大的晋国分为赵魏韩三国，按说这是秦国的大好时机，但秦国依然没能从内讧中恢复元气，以至于被魏国压着打了好多年，连兵家必争的河西之地都丢失了。

　　秦孝公嬴渠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位的，此时的秦国只能缩在函谷关以西瑟瑟发抖，根本没有的机会。

　　从客观现实来看，此时的秦国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强国，但从底子来看，秦国很显然属于祖上阔过的那个类型，因为秦穆公时期的秦国可是非常强大的。

　　从强大的秦穆公时代到后世沦为二流强国，秦国之所以会衰落，原因只有一个：内讧，以及因为内讧而导致的君权衰弱。

　　很多人一提起变法，立刻兴奋得两眼放光，这个法那个法一说一大堆，别说读者搞不清楚，就是很多作者也得一边查资料一边粘贴，七七八八地粘他几万个字，实在是乏味且无趣。

　　其实在讲述变法的时候，完全没必要玩这么多虚招，只要抓住一个核心点即可，那就是加强君权。

　　君主为什么想变因为他觉得国家不够强大;国家为什么不够强大?因为自己手里的权力不够大。

　　如果自己手里的权力足够大，还有哪个阿猫阿狗能阻挡我们国家的强势崛起呢?这就是较普遍的君王逻辑。

　　因为君权不够强大，所以才会有人不断跳出来挑战君主。如果君权足够强大，谁敢没事跳出来找死呢?

　　在这种背景下，谁能帮助秦国加强君权，谁就能够使秦国重新强盛，商鞅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展开的。

　　对于变法倡导者(通常是国君)而言，变法当然是极好的，因为那会使得自己手里的权力增大，但在生产力没有发生突变的前提下，国君手里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军政集团的权力变小。

　　断人财路如父母，利益受损的军政集团自然会团结起来变法，这才有了革新派与保守派之争，很多人解读为理念之争，实际上都是利益之争，而且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利益。

　　对于国君而言，变法的确是集权利器，但变法的时机可不是说有就能有的。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嬴师隰，他继位的时候国内已经有一位国君了，就是秦出公嬴昌。最后，秦出公皆被，秦献公才算坐稳了皇位。

　　如果有一位类似商鞅的人，在这种纷乱的时刻进入秦国，他能做成什么事呢?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此时秦国的国君傀儡强不了多少，谁敢在这个时候玩变法那就是找死。

　　商鞅能在秦国变法成功的背景是：

　　一、经过秦献公的经营，秦国国内的军政集团已经处于守势，秦孝公继位之后，以商鞅变法为武器，向军政集团发起挑战，获得了可喜的战果：虽然没能歼灭他们，却也把他们打得重伤蛰伏;

　　二、魏国空前强大，以至于国家都担心被魏国攻打，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魏国，秦国趁机收回了河西之地，为后打下良好基础。

　　如果秦国的军政集团没有衰弱，如果魏国依然有余力进攻秦国，商鞅变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或许有人会说：商鞅变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客观便利，但我们不能否认，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正是有了商鞅的出现，才有了后来一天下的秦国。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依然高估了商鞅的作用。商鞅在那个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出现，只能保证他青史留名，却不能保证秦国一天下。

　　贾谊在他的名篇《过秦论》中是这样说的：“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换言之，在贾谊看来，秦国之所以能够一天下，主要原因是秦国在地缘上占据了极大优势。

　　在中国经济重心东移之前，秦、西汉、隋和唐都是居关中夺取天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占据关中，本就具备了夺取天下的先决条件。

　　曾经不可一世的魏国为什么会衰弱?大家或许会得出很多结论，但有一个结论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那就是魏国在地缘上吃大亏，是一个先天有短板的四战之国。

　　秦国逐渐走出内讧阴霾、商鞅变法加强秦国君权、强敌魏国受制于国际环境、关中险要助力…这四个因素加起来，才有了后世那个一天下的秦王朝。

　　贾谊在他的名篇《过秦论》中还说过这样的名言：“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所谓“奋六世之余烈”，是从秦孝公开始算的，后面依次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

　　在这六位秦国国君之中，有三位命运不佳。

　　秦武王嬴荡在位四年，跟人赛举重被砸伤，最后伤重不治，年仅二十三岁;

　　秦孝文王嬴柱在位仅三天，就是说在他去世之后，他熬过了他最后一年的年号，自己改完年号刚三天就去世了;

　　秦庄襄王嬴子楚在位三年，除了攻灭东周之外毫无贡献;

　　秦庄襄王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继位的时候只有十三岁，成年以后立刻面临着一场宫廷，也是非常不容易。

　　看完上述史实，很多人或许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慨：这样都能一六国?老天实在是太眷顾秦国了!

　　事实上，有了上述四个重要条件之后，秦国的一只是时间问题：优秀的国君死了一个又出一个;优秀的首相死了一个又出一个;优秀的帅死了一个又出一个。

　　但不管怎么死，秦国总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一浪强。

　　都说赵国逼走廉颇害死李牧，不尊重人才活该。说这话的人应该看看秦国：商鞅被车，白起被赐死，范睢被赐死(有说法是病死)，吕不韦，李斯曾被赶走……难道秦国非常尊重人才?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这就是唯物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区别：在英雄史观看来，只有优秀的领袖，才能推动历史发展;而唯物史观则认为，任何人才的出现，都离不开适应人才生长的客观环境。

　　把这两个观点放在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的语境中，谁更正确呢?相信大家都能做出判断。

　　商鞅变法加强了秦国君权，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秦国一天下的先决条件之一，但也不必过于神话。

　　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但在二十一年后的公元前338年，商鞅就被了，到秦始皇一六国的时候，其中也间隔了一百一十七年。

　　如果商鞅变法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为什么秦国还要等一百多年才能实现一呢?

　　秦始皇实现一中国的伟业，商鞅自然是有功劳的，但如果把首功归于他，实在是追溯得有些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