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

　　今天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宋朝百姓的生活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的经济、文化在两宋时达到了顶峰;而且与之前的汉唐不同，两宋均灭于外患而非内忧，这样一些朋友产生了这样的猜测：宋朝百姓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很可惜，这称得上如今最大的历史误解之一。

　　两宋没因内乱而亡，不是百姓没反抗，而是他们能力被

　　两宋期间共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农民400多场，北宋期间规模较大的有五次:公元993-995王小波、李顺;996王鸬鹚;1043王伦;1047年王则;1077年廖恩等。

　　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当属1130年爆发的钟相杨幺，这场战乱聚众40多万，前后持续20年。

　　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像汉唐时的绿林、赤眉，以及唐末的黄巢那样对政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宋朝特殊军事制度决定的。

　　首先，无论是汉朝的兵丁制、隋唐的府兵制，本质上都是农战合一，老百姓平时耕地，农闲时训练，需要作战时换身衣服、拿上武器、进行组织就是专业的战士，可谓兵于民、全民皆兵，意味着全国各地有男丁的地方就有军人。这就是汉唐尚武之风浓厚的组织和精神基础所在，也是为什么为啥在宋朝之前，农民很容易遍地开花，并且战斗力彪悍、甚至军还生猛的原因。

　　宋朝则实行雇佣兵制度，精锐的禁军和地方的厢军都是吃皇粮的专业军人，为了表明特殊身份，他们脸上都被刺着字。此外，北宋时在北方沿边的河北、河东、陕西等地也有部分民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当地军队防御外敌。除此之外，地方的老百姓基本没有系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所以农民军战斗力可想而知。

　　其次，宋朝重内轻外，武装力量的核心-禁军有一半安置在京城及周边，剩下的一半则分散在军事重镇，如此一来，朝廷永远可以压制地方，有效避免了中晚唐以及五代时军阀拥兵自重的危险，同样也保证了对农民反抗力量的压倒性威慑和打击能力。

　　史书中的两宋百姓的实生存状态如何?惨

　　首先，赵匡胤不篡权后，为了稳固治，对造成军阀割据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对于五代时益严峻的土地兼并现象则视而不见;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四川及江淮以南地区，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不依附于土豪地主，跟农奴、奴隶毫无区别，直至宋仁宗时这一情况才得以缓解。

　　在南宋时这一情况依然没有改观。宋理宗时期，孙梦观进言:

　　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

　　刘克庄则描绘了富人家收获时的壮观场景:

　　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而促成这一现象的，主要责任在于的横征暴敛，“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也就是说，老百姓累死累活还满足不了宋朝廷的征役，而豪官大族富可敌国却无交税之忧，由此导致弱肉强食、土地兼并现象益严重。

　　那么宋朝百姓是被怎么横征暴敛的?

　　两宋的税负创历代新高，主要的两税(夏秋两季征收的田赋和资产税)唐代多6倍;此外还有人头税，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甚至盛行婴习俗(《宋

　　会要》)：

　　福建路溺子，...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刑名告赏”...

　　大文豪苏轼也在《与朱鄂州书》中记载：“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至养二男一女，过此则之。”

　　劳役则有押运官物、督征赋税、抓捕盗贼、在衙门做杂务等，前两项尤为残酷-把东西运丢了或者没收到税，办事人要承担由其带来的连带损失;如果倾家荡产还赔不起的话，那就坐牢吧。(这就能明白，为何《水浒传》中杨志丢了生辰纲后会想要)

　　两宋之所以对外军事无力，除了军事制度的束缚外，经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钱，如果向豪门富户征取，会造成官僚与地主阶级离心离德，由此导致赵氏的治基础不稳;那只有向本已赤贫的老百姓征收，反过来进一步迫使贫民依附于“巨室”，土地兼并再一次恶化。(同时，大量失去土地的人口，却也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那么豪门为啥不用交税?这得从宋朝优待文官说起。

　　两宋确实繁荣，不过那只是属于地主阶级和文人的专享

　　不得不承认，两宋时在经济、文化、思想上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新的高峰，但我们不应只看结果，还要看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重文轻武。

　　为了鼓励精英弃武从文，宋朝想了不少法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幅扩大科举规模，唐朝每年一试，进士人数大多一二十，顶多不超过三四十;宋朝每四年一次，中选进士时常一两百人，后来多达五六百。在唐朝，中进士后还要等吏部筛选才能入仕;而在宋朝，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

　　第二，官户可以免税、免服劳役，甚至其子孙可以不经考试即可当官;同时，大臣退休或者死后，甚至可以让亲朋享受直接入仕的待遇;

　　第三，宋朝还在各州设置了“公使库”，由出钱，招待沿途路过的士大夫;此外，赵匡胤还传下了“誓不大臣及言事官”的家训。

　　大幅提高科举名额，空前宽松的仕途，超乎寻常的经济优待，在两宋时期，精英纷纷弃武从文，从而造就了文化发展的大爆炸，大量文学作品描绘当时上流的繁荣景象。

　　但我们要明白，话语权是掌握在治阶级手中的，毕竟底层的百姓大部分不识字，无法著书立言，他们的艰辛、血泪，往往被精妙炫目的宋词、繁华的《清明上河图》所掩盖。“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封建底层百姓状态的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