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有功不得封赏反被冤!明朝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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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里面有一段话:
“经(张经)功不赏,而以冤戮,稔倭而助之攻,东南涂炭数十年。谗贼之罪,可胜诛哉!”
大意是说,张经有功,不但未获封赏,反而被冤,那些陷害他的贼,是死有余辜!
01
张经,福建福州人,小时候因家贫,与母亲蔡氏回到外公家,改姓蔡,长大后进士及第,才恢复原姓。
张经是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中的进士,初任浙江嘉兴知县,一当就是八年。
八年后的嘉靖四年,张经才得以升职,奉调入京,从吏科给事中,一路升到太仆寺卿、右副都御史、协办都察院事。
张经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仿佛为了配合这副相貌,他为人刚直,不畏权贵,人不敢碰的他敢碰,人不敢弄的他敢弄。
第一个领教他刚直的,是兵部尚书金献民,这个堂堂兵部尚书,竟然接受宁夏总兵的贿赂,张经领头,与同事们一同,金献民只得“告病辞职”。
同样遭张经去职的河南巡抚潘埙,则是因为隐瞒灾情不报。
明朝最最可怕的机构是什么?
是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等!
他们若是搞,那简直是上帝都无可奈何。
他们搞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利用侦查官民言行的特权,大肆敲诈勒索,搞得官民苦不堪言。
敢这么搞的,当然是上述机构的官员,因为手握特权,别说一般大臣,惹恼了他们,说不定从此人间蒸发,连首都找不到!
张经毅然上疏,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太猖獗,到了人怨的地步,建议对那些官员该撤职撤职,该法办法办,竟然得到嘉靖皇帝同意和支持。
02
公元1537年(嘉靖十六年),广西瑶族不堪沉重的徭役和汉官的欺压,来了个,为首的头目叫侯公丁。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张经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但他还是被朝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命其主持两广军务,叛乱。
张经命副使翁万达打头阵,翁万达却不派军队进剿,而是放出口风说,侯公丁本是个良的瑶民,他带头是有原因的,是的,至于攻打城堡等等,不过是些小事,翁某可代他去向朝廷讲清楚,讲清楚就没事了。
大打烟幕弹的同时,翁万达又抓了几个之前攻击过侯公丁的人,命人马上将被占的土地还给瑶民,当侯公丁的神经被麻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派之前与瑶民有来往的百户许雄,把侯公丁骗到城里。
侯公丁一看官府这么好说话,成功中计,一到城里就被抓了,并为他的轻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张经亲自率领的三万五千人组成的左军,也已出发,分六路进军,会师南宁;
都指挥高乾率领一万六千右军,则分四路进军,会师宾州…
被后,张经被进为左侍郎,加秩一级。
从此以后,张经便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广西的瑶族被不久,那边也开始了,国相莫登庸了国王,然后自立为王,建立莫朝。
然而,莫登庸虽然篡位成功,自己当上了大老板,却长期搞不定内乱。
对明朝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莫登庸这家伙似乎脑子进了点水,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但再也不向“主子”明朝进贡,还出兵侵占了明朝边境不少土地。
这种窝囊气,大明朝当然是不会受的,决定派兵征讨。
03
当时,总督两广军务的张经正好在广西,离很近,朝廷派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一到广西就与其商讨出兵事宜。
关键时刻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廉州知府张岳,一个是广西副使翁万达,他们虽然并非同时到达,事先也未商议,但意见却高度一致。
他们都认为,之所以没有前来进贡,是因为他们忙于内讧,耽误了进贡,并非有意为之——有意怠慢天朝上国,量他们也没这个胆!
这两人是想为开脱吗?
当然不是,说了一大堆,他们无非认为,那旮旯天高皇帝远,劳师远征,既费钱又费劲,绝非上策,最好的办法,是想个办法让他怕,他一怕,事情就好办了,也许根本用不着打,他就会乖乖听话,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张经认为这主意不错,与毛伯温商量,两人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重兵压境、对进行威慑的同时,派张岳赴连哄带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您是想当俊杰呢,还是想当俊杰呢?
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莫登庸在心中一掂量,顿时心惊肉跳,我这不是拿蛋去碰石头么?
莫登庸果然怕了,急忙派使臣求降,嘉靖皇帝极为高兴,下诏把国改名为都使司,老大莫登庸,则由国王变成了都使。
的事情搞定后,嘉靖皇帝行赏,毛伯温加官太子太保,翁万达、张岳也升了官,张经却遭吏部给事中周怡。
处分结果却一直不下来,张经等得不耐烦,干脆主动请求免职,嘉靖皇帝却不准。
嘉靖三十二年,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任兵部尚书。
04
张经担任兵部尚书的第二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鉴于猖獗、危害甚巨,朝廷命他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兵马,命他专办“讨贼事务”。
那时候的明军将领,估计尚未领教过的厉害,瞧不起那些“乌合之众”,结果应了骄兵必败那句老话,与作战,几乎打一仗败一仗。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应天巡抚屠大山,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撤了屠大山的职,受此牵连的张经,被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屠大山之前的防务,也由他负责。
那时的张经,却犯了一个“错误”——当两万多盘踞在浙江柘林川沙堡,并且人数不断增加,张经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先做准备,天天加紧练兵,同时等待招募的广西“俍兵”(指壮族土司组建的地方武装,战斗力超强,壮族先民在明代被称为“俍人”)齐集,然后一举将其全歼。
不料,长期遭受侵害之苦的江南百姓却等不得了——这个张经是咋个回事,朝廷命他抗倭,他却按兵不动,是怕死吗?
他们甚至给张经,扣了一顶“纵容”的大帽子。
情况反映到嘉靖那里,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既不了解敌情,又不明白前方将领的苦心,命令张经立即进攻。
除了皇帝老儿,对张经施加压力、催他立即进兵的,还有巡海督师到浙江的兵部侍郎赵文华。
无论官职还是名望,赵文华都不如张经,但他是权相严嵩的干,仗着这个身份,他不但不尊重张经、动辄颐指气使,居然还向张经索贿,而且开口就是百万两银子!
张经原本就为人刚正,自己的位望又在其上,岂肯就范——向我索贿,你找错了对象!
即使他愿意,也没钱“孝敬”这个下级!
恼羞成怒的赵文华,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给张经杜撰了“糜饷殃民”“因害怕而贻误战机”两大罪状,上疏。
05
没想到,赵文华的上疏刚交上去,永顺、保靖两地的“俍兵”就到了,张经指挥他们出击,先是在石塘那个地方打了一个胜仗。
然后又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江、浙交界处的王江泾,指挥“俍兵”与数千激战数,大败,仅被死的就达1900多人,被烧死和落水淹死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倍。
“王江泾大捷”,被誉为“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嘉靖皇帝却对这个胜利视而不见,赵文华的奏疏一到,不分青红皂白地下令逮捕张经。
派去抓人的锦衣使者刚出发,浙江抗倭大捷的捷报就传到了北京,给事中李用敬、闻望云立即陈奏,请嘉靖召回锦衣使者。
嘉靖大怒,说什么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要他,才不得已出战,能打胜仗,纯粹是运气好。
然后给李用敬、闻望云安了个张经同的罪名,将两人打了一顿屁股(每人杖责五十)后削职为民。
没多久,张经就被锦衣使者抓到京城,关进了。
浙江大捷的相到底如何,嘉靖皇帝其实也想搞清楚,只不过他问错了对象。
他问的,是他最信任的严嵩,而后者,巴不得张经这种既正直又有能力的大臣死得越多越好,于是他给嘉靖编了一个故事:
徐阶等人都说张经养寇不战,进剿的事,是赵文华、胡宗宪谋划、实施的,张经是把他们的功劳,算在了自己的头上,其实他寸功未建,说不定连的影子都没见到。
严嵩又极力夸大赵文华、胡宗宪的功劳,嘉靖深信其言。
抗倭有功的张经,就这样不但未得封赏,反而被冤。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公元1555年11月12),张经被斩首于北京。
同时被赵文华陷害冤的,还有浙江巡抚李天宠,赵文华给他安的罪名是“嗜酒废事”。
张经被冤后,“天下人鸣不平”,其中就包括他的孙子张懋爵。
只不过,张懋爵上疏为鸣冤的时候,是嘉靖挂掉后的隆庆元年,朝廷恢复了张经的官职,赐祭葬,追谥“襄敏”,并让其后代袭封官职。
老王:官场就是一张大网。找到自己的节点才能造福百姓,不然,很快会被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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