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把61岁的苏东坡贬到海南,苏轼后来为什么原谅了他?

  今天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章惇的故事,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苏东坡胸中无事,无愁,亦无仇。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代贾似道《悦生随抄》)。

  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很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马光上台,司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环反复,推动着北宋这艘大船渐渐驶向破败与没落。

  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与司马光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前途。

  所以,他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始终豁达,乐观,不记仇,对于曾经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势时,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势时,也不落井下石,且总记着人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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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和章惇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终因改革的推进而失欢。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启用章惇为宰相,鉴于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贬谪,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还动员十几岁的少皇帝下诏对司马光掘墓鞭,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残,实属罕见。

  因为东坡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序列,毫不手软。于是,东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东坡习惯了贬谪的子,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他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如开荒种地,手抄金刚经,钻研烹饪等等。当然,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东坡贬谪的子也这般滋润,触动了敏感的神经,马上又将61岁的东坡再贬至茫茫海外的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任琼州别驾,把人给做绝了。

  世事难料,元符元年(1100年),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继位,变法派又一次失势,章惇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淳的章援在东坡任礼部主考官时中进士,算是东坡门生。章援去雷州半岛探望贬居的父亲时,想绕道拜见东坡,又担心老师记父亲的仇,忐忑之际,他写了一封长信给东坡,表达歉意,希望老师能够原谅自己的父亲。

  东坡回信说:“某与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至淡如水的话,没有怨愤,没有仇恨。东坡认为与章惇“四十年交情固无增损”,他甚至还记得当年章惇对自己诤友般的规劝。不忘人家的好,这就是东坡的做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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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孙宗鉴的《东皋杂录》记载过一桩趣事。元祐初年(1086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东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东坡显赫一时。碰巧,有一个曾经在“乌台诗案”中,对他进行过残酷折磨的狱官也在朝,每次见到东坡都支支吾吾,满脸惭色。

  东坡对此等人,一贯不放心上,但对方每次都闪烁其辞,颇有悔过之意,东坡便给他讲了一个笑话:有条蛇咬死了人,被追捕,按律当死,蛇申诉说:“我虽然有罪,但我有‘黄’,能治病,可以赎罪。”赦免了蛇。不久,小鬼牵一头牛至,说它顶死了人,当死。牛辩解说:“我有‘黄’,能活数人。”又赦免了牛。后来,狱吏引一人至,说他了人,当偿命。此人学起了蛇和牛,申诉说自己也有“黄”,要求活命。听后大怒说:“蛇黄、牛黄入药,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黄’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无别‘黄’,但有些惭‘惶’而已。”狱官听后,脸红地笑了起来。东坡不计前嫌,一段笑谈,原谅了自己的仇人。

  东坡仕途坎坷,倍受打击,但总能雍容大度,一笑泯恩仇。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说:“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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