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秘密誓约”是怎么回事？

nsp; nsp; 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封建时代难能可贵的进步mdash;mdash;

nsp; nsp;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ldquo;密镌一碑，立于太 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rdquo;。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ldquo;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掲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rdquo;。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ldquo;再拜，跪瞻黙诵讫，复再拜而出rdquo;。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ldquo;誓词三行，一云：lsquo;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rsquo;一云：lsquo;不得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rsquo;一云：lsquo;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rsquo;rdquo;在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誓。但到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ldquo;门皆洞开，人得纵观rdquo;，秘密就此公开。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

nsp; nsp; ldquo;(太上皇)又语臣曰：lsquo;归可奏上，艺祖有约，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rsquo;rdquo;(《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会编》卷98《北狩闻见录》，《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宋史》卷379《曹勋传》)

nsp; nsp; 在君主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如流是出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和文明的重大进步。与朝代相，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古代的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ldquo;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rdquo;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ldquo;戮大臣，如刲羊刺豕rdquo;。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

nsp; nsp; ldquo;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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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p; nsp;nsp;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争中，大批反变法派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ldquo;大逆不道之谋rdquo;，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ldquo;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rdquo;(《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ldquo;不祥rdquo;，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nsp; nsp;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冤狱和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戒：第一次是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害岳飞、张宪和岳云。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nsp; nsp; 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ldquo;坐伪学逆得罪者五十有九人rdquo;，但也仅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ldquo;伪之祸寖解rdquo;，并未开戒。后韩侂胄在中被，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苏师旦，才开了戒。苏师旦原是ldquo;平江（府）之胥吏rdquo;，又当韩侂胄之ldquo;厮役rdquo;，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ldquo;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rdquo;，也未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ldquo;拉rdquo;，即击，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

nsp; nsp; 由此可见，陈公辅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后世认为宋政ldquo;宽柔rdquo;，从文明的角度看来，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确是体现了ldquo;宽柔rdquo;的积极方面。当然，在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此种文明的进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计过高。特别宋高宗不顾宋太祖誓，亲自下令的两次屠戮，即使在中华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

nsp; nsp;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文明方面的，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不断强化，过程的残暴化，动辄和诛戮，菅人命，反而被视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而唾弃的历史罪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