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家的春节，“方言”也是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我们当时正站在古城墙上，这位老乡看见我们，就说：“你们下来，听我给你们唱民歌。”

　　我们这一代人，再加上下一代人，在城市中生活，没有方言。尤其是我们在学校中被要求讲普通话，所以很难听到方言。人与地方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是被割断的。

　　2020年11月15，“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第29期“听！奇妙的声音”演讲现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带来演讲：《声音景观：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以下为张晓虹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是复旦大学张晓虹。我是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最近在关注声音景观。

　　什么是声音景观？

　　这是我今年（2020年）8月份去呼伦贝尔考察的时候，在田野上拍到的一张照片。我们看到这样辽阔的景观，听到这样悠扬的蒙古长调，就会唤起一种对原、对蒙古族游牧生活的感受。

　　今年7月，为了做一个“北方环境变迁”的项目，我们来到陕北吴堡县古城考察。当时我们正站在古城墙上，这位老乡看见我们，说：“你们下来，听我给你们唱民歌。”我们下来后，他就唱了这首民歌，非常原生态。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高亢的民歌跟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环境风格非常相符。在这种地貌环境里，你可以听到对面的声音，但如果想去找这个人，大概要花上半天，甚至更久。这也就孕育出了陕北《信天游》这样非常高亢的民歌。所以，地理环境和声音，或者说和民歌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两张春晚的截图。左边这张，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一看到，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用东北话讲段子的场景。很多春晚小品都塑造了东北人豁达、自信的形象。右边一张较早，是1996年句号和李琦老师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其中，句号塑造的上海人，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非常谨慎小心地讲话，在背后隐着小心机，这可能也是很多外地人对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上海人其实不大喜欢春晚小品的原因。如我就认为，这样的小品对上海人包括南方人，多少有一点矮化的味道。

　　所以，声音和地方之间，或者说和我们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之间，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声音景观”究竟是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谢弗尔（R. Murray Schafer）在研究环境中的声音时，借用了地理学中“景观（landscape）”的概念，用sound替代land，发明了一个“soundscape”的概念，我们翻译成“声音景观”，在有些领域也将它译成“声景”，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实际上是环境中的声音。

　　环境中的声音，它跟地方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段视频。

　　这是越剧中的《黛玉葬花》，大家可能较熟悉。越剧把黛玉温婉哀怨的个性塑造得非常典型。

　　这一段，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这是秦腔中的《黛玉葬花》。用秦腔去塑造林黛玉大概非常难，我们很难用秦腔这种高亢激越的声音去表现林黛玉温婉的性格。

　　不同的方言会带来不同味道的地方戏。

　　这是2017年我跟几位音乐家去陕北时拍摄的陕北说书。当时我还没有正开始研究声音景观，但当时拍摄的这段录像，引发了我许多感触。

　　那次我随着几位音乐家去拍摄陕北的民歌和一些小戏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方言、地方戏以及我们所说的声音景观，在塑造地方感以及人们对地方认知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我研究声音景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前面介绍过，我做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过秦腔的研究，发现秦腔非常有意思：尽管它在整个西北都有分布，但因为受到方言影响，它的音色差异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府”或者用专业名词“县政区”的分布是一致的，尤其是在陕西省内。如，汉中地区也流行秦腔，但汉中的秦腔和关中的秦腔就不一样；而且，关中的秦腔又分东府和西府，“东府”就是指关中东部，“西府”就是指宝这一带，这两部分的秦腔也不一样，它们都受到方言的影响。

　　这项研究引起了一部分做音乐地理老师的兴趣。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做音乐地理研究的老师就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他带一个学生，联合做一下音乐地理？

　　他曾经看到过我做的陕西秦腔研究，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不仅仅是方言，中国的民歌和中国的地方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地理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希望借助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做一下民歌研究。

　　由此，我就接触到了一些音乐学的老师，也参加了他们的几次会议，在会议上慢慢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民间艺人。虽然我们的民间音乐是一个宝库，但这个宝库并不为大多数非音乐界的人所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关注民歌。

　　恰巧在这一时期，我有一位在哥伦亚大学访学的学生，给我带回来两篇文章，讲声音景观，通过研究欧洲工业化时期声音景观的演变来反映整个的变迁，如，怎么从村庄里听到的牛马声、钟声，逐渐演变到机器声，汽车声甚至火车的汽笛声。我突然就觉得，如果用声音景观来研究我所熟悉的陕北，可能会有些新的发现。

　　就这样，我开始关注陕北民歌。

　　这张剪纸反映的是什么？是1942年创作的《赶牲灵》。

　　这首歌非常好听。从表面看，它只是一首普通的陕北民歌，1942年才创作出来，但实际上，它反映了陕北在时期甚至更早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陕北正好处于农牧交错带，它的农业发展不如南边的关中地区发达，当然也不及更南边的长江流域收成那么多。所以，农闲时，陕北人会把关内的产品贩卖到长城以外去，也就是包头、河套这些地区，然后再从这些地区带回来畜牧产品在当地贩售——这种活动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是“走西口”，而是一种很重要的商贸活动。

　　陕北人把这种活动叫什么呢？就叫“赶牲灵”。

　　陕北民歌中有很多与地方、与变迁有关的东西。恰巧，我在做研究时，还发现了另外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陕北民歌有一个较特别的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很多民歌听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却可以听到大量的陕北民歌。为什么？

　　我想请大家先听一下这首歌，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1970年4月24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时，播放的音乐就是《东方红》。我昨天坐高铁从上海过来，发现上海站整点报时仍然用《东方红》，包括上海海关报时也用《东方红》。

　　再来听这首歌。

　　演唱者：王向荣

　　白马调

　　荞麦花，红彤彤，

　　咱二人为朋友为个甚，

　　三哥哥当了八路军，

　　呼儿嗨哟，

　　一心去打本。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哟

　　打本顾不上。

　　其实我们刚才听的《东方红》交响乐，原型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去看1944年编写的《陕北民歌集》，里面就有这首《白马调》。

　　那么，它是怎样从一首表达生活、表达爱情的陕北民歌，演变成了歌曲《东方红》？

　　其实，这和中国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又从陕北出发取得全国胜利有密切关系。

　　最早，当地有一首名为《骑白马》的情歌。大概在1942年，陕北葭县一位民歌手，他感慨于边区和在陕北地区做出了大量贡献，为了表达对边区和的感激，他就创作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

　　1943年边区组织大生产运动，他的侄子从葭县到延安去开荒。因为陕北人非常喜爱唱歌，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就用这两句歌词作为开头，又在后面加了不少关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表扬当地劳动模范的内容。

　　这首歌在1944年的《解放报》上报道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这首歌第一次以合唱的形式演播出来。我们查了大量的资料，发现它是随着在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被传播出去的。

　　《移民歌》一共大概有八段，段随着传播到不同地方，都发生了改变，只有最上面这一段没有变化。

　　声音景观分三类：基调声音、标志性声音和符号型声音。基调声音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车马牛、火车声，包括噪音，这是环境中的声音。标志性声音是什么？如，陕北民歌肯定是陕北地方性的标志性声音，秦腔和越剧，也分别是相应地区的一种标志性声音。那符号性声音呢？它具有更强的符号性，像《东方红》，它是一个性的符号，唱红歌往往意味着你的情怀或者倾向。

　　1949年10月1，开国大典，军乐队在上演奏了《东方红》。1964年，庆祝建国15周年的时候，为了反映中国的历程，庆典上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标题就是《东方红》。看起来，《东方红》似乎和陕北地方没有关联了，如我在上海还可以听到，1970年它甚至上了太空——可事实上，它与陕北地方的关系其实一直没有变，意味着中国是从陕北正地确立了胜利的基础。

　　方言、地方戏都和地方之间有一定关联。我刚才看孙境廷老师讲满族老人的记忆时，眼泪差点流下来。像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大院里、没有方言的人，“地方感”确实是挺难建立的。

　　但我有别的记忆，如关于时代的记忆。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正是民谣大量涌进的时代。对我来说，每一首民谣都意味着我不同的人生阶段。

　　如这首《走过咖啡屋》，每次听，都会让我想起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光。

　　这张照片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拍摄的。每次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我都会联想起当时走在共青场前面的情形，后来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些，如华夏咖啡店、百货商店以及我们当时充满希望、充满热情的八十年代青年的大学生活。

　　除了当代的经验性的声音景观，我也做上海城市的研究。城市中也有声音景观。

　　刚才燕翔老师讲述了自己关于城市的记忆。我想，我跟燕翔老师的感受不一样，或者说，是张爱玲跟燕老师感受不一样。张爱玲在她的《都市生活琐记》里写过，她到乡下后，在空旷的声音中睡不着觉，只有在电车“叮当叮当”的响声下才能入睡。所以，每个人对声音的记忆其实都不一样。

　　这是一张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图中不同颜色表示上海不同区域，最上面的红色当时叫“外虹口地区”，属于公共租界，后来本人住得较多。

　　晚清时期关于上海的声音，也有非常多的记忆。其中最典型的来自小说《海上繁华梦》。书里讲到，当时上海有救火队，不同区域发生火灾后的报警声音也不一样。如，外虹口地区就敲一声钟，里虹口地区是敲两声钟，大马路（现在的南京路）地区是三声，四马路敲四声，外放的新租界（新拓展出来的租界）是五声，法兰西租界是六声，在华界则地保敲锣。

　　不同的声音其实代表着不同的空间。声音景观和空间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

　　研究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包括这些年，跟一些音乐工作者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一直在想。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方言的人，过去对乡土、对乡村其实是无感的。通过这些年做研究、跑田野，我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更像一个没根的人。

　　如果在乡村生活过，就会对乡村、对地方有非常多记忆。除了自然界的虫鸣狗吠，还有猪叫、地方戏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地方感情。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方言的人，父母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自己又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就较缺乏对某个特定地方的认同。

　　我一直在想：我的专业就是研究“地方”，我们要寻找乡愁，那，我的乡愁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对“方言保护”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再加上下一代人，很多人在城市中生活是没有方言的，尤其是现在学校都要求讲普通话，所以很难听到方言。人与地方之间的一部分联系被割断了——这也是我这些年调查工作中最大的感受。

　　这是2016年夏天，我在陕北做调查时拍的一段视频，是一位盲艺人在表演陕北说书《观灯记》。在中国传中，盲人很难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传的像这种说书这样的谋生方式，一般都留给盲人。如创作了《荷马史诗》的荷马，是一个盲人，游吟诗人也好，陕北的说书人也好，他们大部分是盲人。

　　这段录像，我们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小时里，他就在讲，宋代一对夫妻怎样从山东到了湖北、然后在湖北夫妻俩分离、最后又重逢的故事。

　　在录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要用“心潮澎湃”来形容。

　　为什么？

　　一方面，他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我有种穿越的感觉；另一方面，从他讲述的故事，再往大了去思考：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逐渐整合到一起的？我们做地方戏曲的人会知道，中国的地方戏曲其实表达的内容基本一样，而我们又知道，1949年以前，我国的识字率大概只有20%。也就是说，其实声音景观不仅仅和地方有关系，它甚至和我们大一的国家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

　　到乡村以后，你会发现，儒家文化深入到了村民的整个常生活中。那么，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怎样贯穿下去的？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通过这样一位甚至目不识丁的盲艺人，把中国传文化通过说书、演唱，通过各种戏剧表演逐渐地宣传出去，才有了我们今天称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何为地方？何为乡愁？我们的乡愁是什么呢？在这个探寻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保护传文化，从传文化中学习汲取有价值的部分，这恰恰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生存的一个根本。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张晓虹《声音景观：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 拍摄：V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