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野生动物禁食令必要且恰当

　　3月3为“世界野生动植物”。近，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并预防未来共患病的大流行，中国的野生动物禁食令是一个必要而恰当的举措。

　　此研究由北京大学、杜克昆山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开展，研究者们通过分析中国法律框架及野生动物贸易管理系的空缺、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和犯罪案件记录，提出禁食令是促进法律及管理系的完并改变消费行为的关键措施。同时，研究团队提出未来的管理建议以保障其长期有效性。

　　野生动物禁食令早在2020年2月份颁布，该决定实施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管理机制的调整，除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12种野生动物可以人工繁育食用外，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动物。

　　关于野生动物禁食令的效用，在国际保护学界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议，禁令的反对者们更提倡良好管理下的可持续利用，这样通常能给当地社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双重利益。

　　“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是行之有效的管理。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野生动物管理系并没有完全达到期待中的作用。”论文第一作者，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肖凌云解释道，“中国的野生动物保，采取的是以增加供给方来调控野生动物制品市场，从而降低盗猎和非法贸易风险的保护机制，驯养后的野生动物可以进入商业市场进行交易。然而，现在的体系缺乏科学评估的准入机制，确定哪些物种的养殖不会危害野生种群或公共健康。” 尽管如此，近些年很多当地出于扶贫的考虑，鼓励野生动物养殖业的发展。

　　通过分析13121条国家级和各省级发布的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此研究发现共有254个物种被商业利用，其中69个物种曾被发现是至少一种共患病的宿主或传播载体。尽管许可证的发放数量逐年增加，野生动物相关的犯罪案例不减反增，这也从侧面反映，通过供给方调控的管理机制存在很大的难度。

　　“保护物种名录长期没有更新、管理部门间缺乏合作交流、针对野生动物检疫标准的缺失，这些漏洞加在一起，使得野生动物禁食令成为一道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及时防线。”论文通讯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表示，“幸运的是，随着禁食令以来对公共健康和野生动物保护的一再强调，有一系列变化正在发生，如中国32年未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于2021年2月1号更新发布。前，修订后的动物防疫法也正式实施，加强了对野生动物贸易中防疫的要求。”

　　“在禁令发出后，各级为野生动物养殖户提供了相应的补偿，这是保证禁食令公正、有效的关键举措。”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说。吕植也是在2020年一月率先呼吁严格管理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的学者之一。

　　另一个常见的担忧是，如果对野生动物的需求维持不变，甚至随着中国GDP的增加而进一步增长，那么禁令可能会适得其反，反倒促使贸易转向地下，进一步刺激盗猎压力。“降低消费需求是关键。禁令的效果取决于在供给量减少的情况下，消费需求是否会下降并低于供给，而这需要更长期的监测和研究。”论文另一位作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说道。

　　“禁食令加上一系列修法立法的举措，我国表达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决心；随处可见的公众宣传，也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了强有力的禁食野生动物的信号。这将会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吕植补充道。

　　论文进一步提出，未来的立法和保护政策应该把野生动物贸易的公共健康成本也考虑进来，很多已经在进行中了，如野生动物防疫法的修订。“另外，通过野生动物供给链的溯源性、跨部门合作机制、针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国际间合作来防止国内消费需求向周边国家溢出，这些都是长期维持禁令效果的关键举措。”肖凌云说道。

　　“中国正逐渐成为环境议题上的全球领跑者，对于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健康联系的重视以及相应的政策改变会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周边一些国情类似的国家来说。”李彬彬补充道，”我们相信，今年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举办国，国内的这场讨论和积极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国际议题的设定与发展。 ”

　　相关论文信息：s://doi.org/10.1016/j.cu.2020.12.036.n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