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神剧里都有一个“中国通”？

　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中国了解较深的大反派ldquo;中国通rdquo;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ldquo;中国通rdquo;的军人：与军军官相，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中队的特点，了解中国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中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ldquo;中国通rdquo;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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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大佬rdquo;级ldquo;中国通rdquo;成名于北洋时代

　在本军队内部，ldquo;中国通rdquo;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ldquo;中国通rdquo;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中国的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正意义上的ldquo;中国通rdquo;，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较深的本军人。第一类是军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ldquo;征韩论rdquo;和ldquo;征台论rdquo;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ldquo;中国情报担当课rdquo;，这是一战后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中国的表现。

　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以外，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军第一流的ldquo;中国通rdquo;。名义上，驻中国的本武官一受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中国活动的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ldquo;特派武官rdquo;，这些所谓的ldquo;武官rdquo;缺乏可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中国的ldquo;特派武官rdquo;稻叶正夫，是在辛亥爆发后被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后的形势，协调军当时在中国的驻军和军事人员。

　军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ldquo;特派武官rdquo;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中国各地ldquo;特派武官rdquo;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ldquo;不承认不干涉rdquo;的态度，这使得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ldquo;私人色彩rdquo;，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战争爆发后，军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军ldquo;中国通rdquo;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

　除了以上几类ldquo;中国通rdquo;以外，军中狭义的ldquo;中国通rdquo;还包括在中国活动的本ldquo;军事顾问rdquo;。在军中，军事顾问的正式称谓是ldquo;应聘将校rdquo;，顾名思义是由中国各派系招募，担任军事顾问角色的军军官。本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从辛亥爆发到ldquo;皇姑屯事件rdquo;，在这不到20年时间里，本军人活跃在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一度影响甚至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外交和的方方面面。军中公认的几位ldquo;大佬rdquo;级ldquo;中国通rdquo;，如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于中阀时代。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和引入来自苏联、德国的军事顾问，本顾问在中队中一家大的情况被彻底打破。

　ldquo;中国通rdquo;们互相拆台

　讨论过ldquo;中国通rdquo;的定义，我们再来说说ldquo;中国通rdquo;的培养。军对ldquo;中国通rdquo;的培养，主要得益于本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虽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前，但到俄战争时期才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军根据ldquo;征韩论rdquo;和ldquo;征台论rdquo;，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ldquo;清国派遣rdquo;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军在中国培养ldquo;中国通rdquo;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ldquo;亲西方派rdquo;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军第一批ldquo;清国派遣rdquo;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侨一人。

　但是，早期ldquo;中国通rdquo;还是为军了解有关中国的情报，建立对华情报体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岛弘毅和相良长裕等人分别进入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通过旅行的方式，掌握了这些区域的地理和人文资料，找出了一些可供军渗透的中国组织。在岛弘毅等人的影响下，第一批正意义上的ldquo;中国通rdquo;开始出现，青木宣纯、柴五郎和小泽豁郎等人，为随后军ldquo;中国通rdquo;的成功建立了范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后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在上海开始学习汉语，随后分别向广东和北方进行渗透，柴五郎还绘制了军最早的北京周边、东北及地图。小泽豁郎在福建学习当地方言后，逐渐与中国国内的反清组织产生了联系。与后来军ldquo;中国通rdquo;对中国组织单纯地利用不同，小泽豁郎出于朴素的ldquo;东亚保全论rdquo;，对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产生了同情。本国内研究者用ldquo;进入角色rdquo;来评论小泽在甲午战争前放弃为军收集情报的初衷，专心投入对中国者的支援工作。同时，小泽的行动，也被认为是军ldquo;中国通rdquo;最初的ldquo;断专行行动rdquo;。

　除了军正式派遣的ldquo;中国通rdquo;以外，这一时期，军也开始借助民间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代表就是著名的汉口乐堂。乐堂是本人岸田吟香在中国建立的以销售眼药为主的贸易行。1888年，军参谋次长川上六派遣荒尾精中尉进入乐堂，凭借其商业体系，开展情报工作。正是由于军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国的情报，在甲午战争之前，方完成了长达两千多页的中国情报大全《清商通览》，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本间谍所收集的关于中事、、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各方各面的情报，在情报战领域上完全压倒了中国。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本的看法由ldquo;蕞尔小邦rdquo;变为ldquo;东洋强国rdquo;，在各领域上开始向本学习。到20世纪初，本顾问已经渗透了中国的各个领域。1896年，中国聘用了第一名本顾问，到1904年，中国中本顾问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18人。1898年，张之洞为武昌武备学堂聘用了大原武庆，这也是中队的第一名籍军事顾问。据方计，到辛亥以前，本军事顾问出现在保定、天津、安庆、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贵阳、福州、广州等地。当时最热衷引入本军事顾问的中国将领是袁世凯，1900年袁世凯以山东巡抚身份引入青木宣纯，随后又先后聘用了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人。在袁世凯的带动下，整个北洋系大量引入本顾问。

　同样是在袁世凯的帮助下，青木宣纯开始在北京建立军在中国最初的情报组织。但是由于俄战争爆发，青木与柴五郎等人都转向对俄及对东北情报，而为袁世凯服务的任务则被交给了坂西利八郎。这次任务交接，实际上导致了军ldquo;中国通rdquo;中两大派系的出现，即坂西系和青木系。本人有闹派阀的传，加上当时军在中国建立情报组织主要依个人关系，这使得军ldquo;中国通rdquo;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首先，是南派和北派之争，张之洞系的寺西秀武（驻武昌）和本庄繁（驻上海）在辛亥爆发前后对南方给予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甚至专门为筹措武器。北方支持袁世凯的青木和坂西，则在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支持袁世凯一南北。

　ldquo;中国通rdquo;们的个人倾向，在随后几十年中，几乎成为ldquo;中国通rdquo;圈子里面最重要的事件，了本和军界对ldquo;中国通rdquo;的信任。例如在二次前后，ldquo;中国通rdquo;纷纷回国活动，或鼓吹中国南北妥协，或鼓吹袁世凯具有法，坂西干脆趁此时抛出ldquo;中国吞并论rdquo;，要求本直接介入中国。但正是因为ldquo;中国通rdquo;互相拆台，军部和山本权兵卫内阁判断中国局势错综复杂，最终方选择静观其变，导致ldquo;中国通rdquo;们在中国各派系面前名誉扫地，本国内也普遍认为ldquo;中国通rdquo;们因私废公。

　这一时期，北方的青木和坂西，已经建立起了两个较成熟的情报机关，即北京的坂西公馆和天津的青木公馆。有趣的是，这两处房产最初的所有者都是青木宣纯，但实际上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是坂西一人。这两处公馆的常运作模式主要是组织各种有中国各派人物参加的社交活动，同时在公馆内建立固定的ldquo;研究部rdquo;和ldquo;情报部rdquo;。抗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ldquo;中国通rdquo;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曾担任坂西公馆的研究部辅助官和情报部辅助官。

　从熟知到无知

　就在ldquo;中国通rdquo;体系逐渐成熟的同时，中国以及军事的变革，却逐渐使军ldquo;中国通rdquo;走入了死胡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军发现，过去对中国形势洞若观火的ldquo;中国通rdquo;们似乎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握和嗅觉。无论是在是否支持北伐，还是在是否支持张作霖等问题上，军ldquo;中国通rdquo;除了分为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台外，拿不出能够对形势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ldquo;中国通rdquo;派阀过分入戏外，主要是因为新一代ldquo;中国通rdquo;缺乏青木等人对中国各阶层的全方面接触。

　例如著名的ldquo;中国通rdquo;兄弟松井石根和松井七夫就曾经多次自行为段祺瑞重建皖系筹款，与交往甚多的ldquo;中国通rdquo;佐佐木到一，在本国内各地鼓吹，言必称ldquo;孙先生rdquo;，为此在课堂上与大川周明发生争吵。但是，无论是松井兄弟还是佐佐木到一，对中国中民众的力量，始终不愿正视，将觉醒的中国民众污蔑为ldquo;rdquo;。应该说，作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资深ldquo;中国通rdquo;，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成为的罪魁，妄图依吓倒中国人民的抗热情，证明了抗战爆发前军的ldquo;中国通rdquo;培养完全失败。

　另一批所谓ldquo;新一代中国通rdquo;则陷入了更大的误区。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到策划九一八事变，本的新旧ldquo;中国通rdquo;围绕是否支援奉系军阀，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河本大作等自封的所谓ldquo;新一代中国通rdquo;，缺乏对中国的全方位了解，也没有老一代如青木和坂西那样的大战略眼光，而是将中国作为他们个人功成名就的舞台。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是本国内军事教育出现偏差。陆军大学等单位制定了大批针对中国的ldquo;谍报计划rdquo;，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例如军在上海先后进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陆和1937年的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前，军都通过情报人员获取了中国方面的海防布防情况和相关水域水文情报。抗战期间，军ldquo;桐工作rdquo;等策反行动，几乎全部脱胎于这个时期陆大的研究。但是，由于在研究中缺乏对辛亥，尤其是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物的准确认识，不了解中国和民众的情况，军完全陷入了ldquo;对华一击论rdquo;的误区。因此即便九一八事变侥幸取胜，在随后的一middot;二八事变，以及抗战后的行动中，军ldquo;中国通rdquo;的谍报活动并没有使得中国体系完全崩溃。此外，过度强调战术级情报的收集，使得ldquo;中国通rdquo;乃至整个本情报体系对于大战略问题重视不够。

　同时，ldquo;中国通rdquo;派阀的封闭性也使得ldquo;新一代中国通rdquo;必须以反体系的方式，才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抗战时期军的ldquo;中国通rdquo;，出身青木和坂西两个公馆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矶谷廉介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冈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饰自己与坂西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大毕业，却不能进入坂西和青木体系的ldquo;中国通rdquo;，大多认为必须首先打破老一辈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一些ldquo;新一代中国通rdquo;仍然在使用过去裙带或师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派阀，例如河本大作就对妹夫多田骏多有提携。另外，派阀森严实际上也影响了抗战时期军情报机关的扩张。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以机关长命名的ldquo;XX机关rdquo;。对军而言，正敢于以机关长之名命名的，仅有依托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的青木坂西机关，土肥原机关虽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为ldquo;分离工作机关rdquo;，各地的情报机关在正规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务代号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机关、天津机关，后者如桐机关、兰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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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矶谷廉介毕业于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跟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同期同学。1917年被派遣到中国，1935年任中国公使馆副武官，是本第一代ldquo;中国通rdquo;青木宣纯的女婿

　当然，中国自身的变革，是军ldquo;中国通rdquo;失灵的最大原因。从北伐开始，中国大量引入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本军事顾问完全丧失了过去只手遮天的地位。本国内研究者认为，青木和坂西时代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准确，很大程度缘于中国几乎全盘接受青木、坂西的决断。抗战爆发后，军ldquo;中国通rdquo;最初大多鼓吹ldquo;对华一击论rdquo;、甚至是ldquo;中国非国论rdquo;，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依托由板垣提出的ldquo;分治工作论rdquo;，设立了针对汪精卫的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策反。但实际上包括梅、兰、竹、桐在内的以植物作为工作代号的策反工作，大部分没有实质性效果，远不如中国经济的ldquo;海工作rdquo;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大。

　战后本国内研究者认为，ldquo;中国通rdquo;在抗战期间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对情报的积累。应该说，军ldquo;中国通rdquo;对李宗仁、阎锡山，包括等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军阀，整体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阎锡山的ldquo;对伯工作rdquo;，除了帮阎锡山保存部队和地盘外，仅使军投降后山西军的下场稍微改，除此之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但是，至少军成功地打入了阎锡山系的内部。对于，军ldquo;中国通rdquo;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是ldquo;盲人摸象rdquo;。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要求ldquo;中国通rdquo;提供有关的情报，但这时期ldquo;中国通rdquo;们仅仅空喊ldquo;对华重认识rdquo;，拿出来的成果还不如被共完全渗透的ldquo;满铁调查部rdquo;。作为ldquo;中国通rdquo;，确实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战后本国内研究者认为，冈村于与系的伪军打交道，与一般军将领相，也更了解中国。但是，他利用维持会等伪政权与中国争夺基层政权的计划却完全归于失败。本国内参谋本部中国课一度认为八路的给养是由苏联提供，要求军切断延安与苏联交通线，体现了中国课作为军对中国情报收集中心机关，对的人民战争理论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