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怎么样？

nsp; nsp; 鲁迅曾经盛赞秦汉时期的文化风格：ldquo;遥想多少闳放rdquo;，ldquo;毫不拘忌rdquo;，ldquo;魄力究竟雄大rdquo;。当时民族精神的ldquo;豁达闳大之风rdquo;对生活有全面深刻的影响。对于当时的艺术作品，鲁迅也有ldquo;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rdquo;的肯定性评价。应当说，以富于进取性为基本特征的ldquo;闳放rdquo;、ldquo;雄大rdquo;的文化气象，是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历史特征。

nsp; nsp; 从生态环境史的视角考察，进步、经济繁荣都是在生态环境的舞台上完成的。秦的生存空间，已经占据了今天中国国土的主体部分。秦代的人口，学者们有的认为在2000万左右，有的认为可能达到4000万。西汉户口最盛的时候，人口数字仍然不足6000万。当时的森林场大多没有经受人类活动的严重，川泽湖泊，也远较今天浩瀚。汉代瓦当所见ldquo;方春蕃萌rdquo;、ldquo;骀汤万延rdquo;、ldquo;涌泉混流rdquo;等文字，都反映了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浓绿与蔚蓝的自然氛围。

nsp; nsp;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ldquo;在战国时期，气候现在温暖得多。rdquo;ldquo;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rdquo;(《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现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说，若拥有ldquo;渭川千亩竹rdquo;，其经济地位可以与ldquo;千户侯rdquo;相当。而以ldquo;竹竿万筒rdquo;为经营之本者，ldquo;此亦千乘之家rdquo;(《史记middot;货殖列传》)。爰叔建议董偃请窦太主献长门园取悦汉武帝，说到顾城庙ldquo;有蔌竹籍田rdquo;(《汉书middot;东方朔传》)。西汉长安地区民间重视竹林经济效益的情形，又见于班固《西都赋》：ldquo;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rdquo;以及张衡《西京赋》：ldquo;镍篱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rdquo;所谓ldquo;泱漭无疆rdquo;，正可与汉代瓦当文字ldquo;泱茫无垠rdquo;对读。《汉书middot;礼乐志》及《汉旧仪》都说到甘泉宫竹宫，秦汉考古资料中也多见竹结构建筑以及采用竹材作为辅助建材的文化遗存。竹林当时已经成为关中人ldquo;坐以待收rdquo;的ldquo;富给之资rdquo;(《史记middot;货殖列传》)，但是并不能认为黄河流域的竹林都是人工培育的经济林。《后汉书middot;郭假传》记录了东汉初年郭伋为并州牧，ldquo;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rdquo;。美稷地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现今华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宁波一线。而华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界，则大致与北纬35deg;线重合。而秦汉时期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几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居延地区有竹简出土，取材当不至于十分遥远。据《后汉书middot;西羌传》记述，汉安帝时羌人，ldquo;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rdquo;可知陇山一带，竹材仍常以为习见器用。

nsp; nsp; 山光水色，密林芳，是汉赋作者特别乐于描绘的对象。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到ldquo;蕙圃rdquo;所生，有ldquo;衡兰芷若，穹穷昌蒲，江离蘼芜，诸柘巴且。rdquo;扬雄《蜀都赋》所谓ldquo;泛闳野望，芒芒菲菲rdquo;，杜笃《首阳山赋》所谓ldquo;长松落落，卉木蒙蒙rdquo;，描绘了苍茫山野郁郁葱葱的景象。《南都赋》中有赞美汉代南阳地区山林之丰饶的辞句，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三说，《南都赋》中的ldquo;稷rdquo;就是水杉。然而现今ldquo;杉木林rdquo;以及ldquo;冷杉、云杉、铁杉林rdquo;的生长区，均距南阳相当遥远(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地图出版社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35页)。可见这是在人为作用不很严重的状况下，秦汉植被显现出的原始自然生态。

nsp; nsp; 汉代河西简牍资料中多见有关ldquo;茭rdquo;的文书遗存。ldquo;茭rdquo;，当指饲。敦煌汉简有简文反映了有关ldquo;茭rdquo;的更具体的信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简文：ldquo;hellip;hellip;为买茭，茭长二尺，束大一韦。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hellip;hellip;rdquo;。按照汉尺与现今尺度的率，ldquo;二尺rdquo;相当于46，2厘米。可见当时河西地区有规模可观的上好场。ldquo;茭rdquo;、ldquo;束rdquo;的计量往往数以万计。居延汉简又有关于ldquo;伐苇rdquo;和ldquo;伐蒲rdquo;的简例。ldquo;苇rdquo;和ldquo;蒲rdquo;都是水生本植物。ldquo;伐苇rdquo;数量一例竟然多至ldquo;五千五百廿束rdquo;，可以作为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总体生态条件的重要信息。

nsp; nsp; 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主要农产。《汉书middot;东方朔传》所谓ldquo;关中天下陆海之地rdquo;，ldquo;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rdquo;，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汜胜之书》写道：ldquo;三月种杭稻，四月种秫稻。rdquo;关中地方还专门设置ldquo;稻田使者rdquo;官职，也说明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

nsp; nsp; 华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扩张过程。有学者指出，ldquo;先秦至西汉时，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rdquo;，ldquo;这些湖沼大多是由浅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补给不稳定，所以湖沼水体洪枯变率很大。许多湖沼中滩地、沙洲和水体交杂，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rdquo;(邢铁、王文涛：《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与经济区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册，第64～66页)。秦汉之际的历史记载中，多见有关ldquo;泽rdquo;的历史记录。陈涉，起事大泽乡，乡名ldquo;大泽rdquo;，不会和ldquo;泽rdquo;没有一点关系。《史记middot;高祖本纪》记载了刘邦ldquo;到丰西泽中rdquo;ldquo;止饮rdquo;随即又ldquo;夜径泽中rdquo;斩蛇的故事，是ldquo;丰西rdquo;有ldquo;泽rdquo;。又《史记middot;魏豹彭越列传》说彭越ldquo;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rdquo;。则是有关ldquo;巨野泽rdquo;的记载。项羽在垓下决战中走向最终的失败，也曾经有ldquo;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rdquo;的遭遇。可知当时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ldquo;泽rdquo;的分布。湖泽的密集，是当时黄淮海平原显著的地貌特征之一。邹逸麟曾据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46处，其中河北平原11处，黄淮平原33处，滨海地区2处。邹逸麟说：ldquo;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rdquo;(《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收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关中地方而言，据历史资料所知当时自然水面和人工水面其规模之广阔和分布之密集，也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当地地理面貌有所不同。著名的昆明池，根据2005年4～9月考古钻探资料，池岸周长17.6公里，池内面积约16.6平方公里，约合汉代360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10期)。昆明池虽然一般都认为是人工湖，但是号称ldquo;周回四十里rdquo;的规模，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完工的。《汉书middot;五行志中之上》说，ldquo;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rdquo;是当ldquo;大旱rdquo;之时，开工穿昆明池。ldquo;大旱rdquo;发工的说法，暗示昆明池址原先可能已有积水。据推断，工程的主要内容除开浚外，还包括修筑堰堤。也就是说，昆明湖，其实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人工湖。有关秦汉时期水资源的资料，使我们得到了自然史的新认识。注意相关研究收获，可以得到若干启示。例如，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而东汉河患则明显减轻。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对于其原因的探讨，除注意工程技术措施及水土流失状况而外，似乎也应当关注河水流量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

nsp; nsp; 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使得野生动物的分布呈现特殊的历史面貌。犀牛、野象、鹿的分布，灵长目动物如金丝猴的分布等，都占据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广阔地域。由于山林开发不充分，ldquo;虎暴rdquo;和ldquo;虎灾rdquo;曾经严重威胁生产生活。《后汉书middot;宋均传》：ldquo;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豚也rdquo;，似乎也可以说明由于当地经济开发落后于中原地区，当时华南虎的数量曾经十分惊人。史书有ldquo;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rdquo;的记载。平乐观在洛阳城西近郊，是洛阳车马会聚、人声喧腾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宪陵是汉顺帝陵，汉灵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顺帝入葬不过35年，推想仍当维护精心，禁卫严密，可见虎患确实危及京都附近的宫苑重地和皇家陵区；而《论衡middot;遭虎》所谓ldquo;虎时入邑rdquo;，《论衡middot;解除》所谓ldquo;虎狼入都rdquo;，都非耸人听闻之谈。秦汉时期虎患危害的地域十分广阔，因而时人曾视倭人居地无虎为奇闻。

nsp; nsp; 在秦汉时期的礼俗、学人论说以及法令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山林保护意识的内容。秦生态环境观的形成和影响，有民间神秘观念的基础，也有为当时知识阶层普遍认同的自然意识的作用，这些理念因素影响国家管理者的行政倾向，而相应的法令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强化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的规范。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中也可见关于山林保护的条文，其整理小组的译文是：ldquo;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和幼鸟，不准hellip;hellip;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有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不受季节。居邑近养牛皂和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rdquo;这样的法律规定，可以看作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山林保。其内容之严密细致，说明其中的行为规范已经经历了逐步成熟完的过程。正如整理小组所指出的，ldquo;到七月而纵之rdquo;即ldquo;开禁rdquo;，正与《逸周书middot;大聚》中的如下内容相合：ldquo;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rdquo;(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27页)。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也规定从正月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不得砍伐，待秋后ldquo;木零落rdquo;时才可以有选择地砍伐。而ldquo;中(仲)春月令rdquo;又有禁止焚烧山林行猎的内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这是作为最高指令mdash;mdash;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能够众所周知。

nsp; nsp;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言辞。其中说道：ldquo;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月光，风雨时。rdquo;(《汉书middot;晁错传》)ldquo;德rdquo;及ldquo;木rdquo;，万物ldquo;皆被其泽rdquo;的说法，当然是儒学者的宣传，论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ldquo;四时节rdquo;，ldquo;风雨时rdquo;。然而这其实也是值得重视的体现当时进步的生态环境观的表述，是生态环境保护史上一种开明的见解。

nsp; nsp; 反映秦汉时期生活的绘画多见表现林木繁盛的画面，体现了当时人对ldquo;茂树荫蔚rdquo;情境的向往。熹平三年《娄寿碑》中有ldquo;甘山林之杳蔼rdquo;，ldquo;杳蔼rdquo;就是形容山林之茂密、苍茫、幽深。所谓ldquo;甘山林之杳蔼rdquo;，反映了秦的一种生活态度，而通过有关民间礼俗，也可以了解当时对自然山林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