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一个被污名化的病,溯源用了三十年

  世界大瘟疫启示录

  1980年秋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学家,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这是一种菌,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

  5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都是同性恋者。

  1981年6月5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发了短文《肺孢子虫性,洛杉矶》。戈特利布报告:这种病凶多吉少,病因不明。

  死全球4000万人的恶灵,病,首次现身;而它的源头,20多年后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而早先赋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净。

  零号病人是他吗?

  一个月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又登了纽约的报告:同性恋男性人群中发现罕见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8人死亡。同时,迈阿密报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医学界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病,是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恋有关(尽管海地移民自称异性恋,但被医生怀疑撒谎)。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叫它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了全国40名患病的同性恋者,画了一张关系图。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圈,和8个圆圈交集;圆圈上写着“0”,他串起了整个关系网。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无数畅销书的“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不羁的加拿大空服,飞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计可能有0个伴侣。杜加斯因病死于1984年3月,CDC调查报告正好问世。公众一时相信找到了“零号病人”。调查报告认为病原体传染途径类似乙肝病。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两个团队找到的病病。一年后又有报告。3个来源得以一,1986年定名HIV。

  但“零号病人”不能解开疑惑,病不会无中生有。与杜加斯无关的海地病人,又如何解释?

  没多久就发现,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过的丹麦外科医生,也死于病症状。1986年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HIV-1。也就是说: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麦大夫,都不是源头,只是中间链条。

  污名化挡不住蔓延

  今天,病已不是绝症,也在很多国家“脱敏”。但刚出现时,病犹如恐怖片主角,吓坏了公众。患者被大肆污名化。

  媒体词汇的感彩强烈——“新瘟疫”“超级癌”“恶魔”。谈艾色变。

  HIV感染蔓延各群体,但媒体起初报道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用“同性恋癌”一词。

  生命最后岁月里,杜加斯渐消沉,但私生活愈发放纵,似乎是为了报复。在旧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经常打亮灯,露出病变位置,告诉刚发生关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恋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许多人声称“病是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借着歧视病人,许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抗艾宣传强调应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的标签。把某个群体与病紧密联系是不公正的,一是缺乏尊重,二是扭曲了对病的认知。

  1980年代末,苏珊·桑塔格写下《病及其隐喻》一文,批判妖魔化病人。苏姗·桑塔格说,疾病象征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很多患者不仅怕病,更怕歧视的目光。歧视让人害怕检测,使病的调查很难。一些已检测阳性的携带者,也尽量不去治疗。

  1990年代有学者研究说,病歧视让HIV感染者羞愧和内疚,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广泛的感染。

  一次次瘟疫的启示是:很容易因为灾难而陷入非理性,民众需要对灾难的简单解释。同性恋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瘟疫是天灾,歧视是人祸。

  病溯源是理性又艰难的过程,歧视和推卸责任毫无意义。

  确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种

  1980年夏天,一位兽医学者菲丽丝·卡吉发现,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1985年证明:猴子身上有HIV的亲戚,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随后在非洲绿猴身上找到了SIV。这是一种分布广泛,包括好几个大类的原猴。野外和各个研究中心的非洲绿猴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不发病,这表明病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几百万年了。

  由于卡吉从塞内加尔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样中,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可以确定人感染的HIV类病不止一种。

  随后卡吉等人又找到一种HIV病,但与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瞩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种相对不太凶恶的地方病。HIV-2的来源很快搞清,来自非洲烟熏白眉猴。

  HIV-1分为3个家族,而HIV-2分为9个家族。12个家族迥异,意味着,的兽传人事件,至少发生过12次。

  人们尤其关心HIV-1是怎么来的。1980年代后期,马丽娜·皮特斯团队发现几只黑猩猩也携带SIV病,与HIV-1更相近。暗示黑猩猩或许是来源。

  1998年,从1959年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保存的人体组织中,找到了HIV-1。不久后发现: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体样本中也发现了HIV-1。两份样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学家奔赴热带雨林里找源头。2000年,科学家先是从坦桑尼亚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体。随后,在喀麦隆东南部的猩猩身上,发现了最为接近HIV-1的病。

  一只编号LB7的猩猩身上的病,与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当电脑显示结果时,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和欣喜:“这些结果不是编出来的,太过美好了!”

  2006年7月,《科学》发表了这一结论:HIV-1的疫源地是喀麦隆东南部的雨林。

  尚未结束的溯源,尚未结束的歧视

  1980年以来,陆续发现早期疑似病例,假不一。如1959年死去的一个英国人,症状很像病;他的组织于1990年检测到HIV-1。但几年后复查认为是样本污染。

  1990年代一本畅销书,说1957年—1960年,刚果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头,因为疫苗培育使用了黑猩猩的肾脏。但这个观点也被科学否定了。

  即使证据看似充分,病溯源仍然容易出错。

  以下一种病起源的理论可能最接近事实:

  SIV长久存在于猿猴体内。几百年前,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红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红尾猴的SIV——两种远亲重排出一种新病,黑猩猩早已适应的SIV更致命,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几十年前,刚果河上游雨林里,猎人死了一只黑猩猩,他的伤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病由此传给人。通过船运贸易,病传到了刚果河下游,在新兴城市利奥波德维尔扩散,并传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刚果推广注射医疗;欠缺消的针头或许加剧了传染。

  HIV-1不断分化。1960年教科文组织派遣到刚果的几千名海地工作人员,可能带回了病到海地。

  从海地的几百个血样中检测的病推算,1966年前后某个HIV携带者迅速传播了病,很可能是通过当地发达的卖血产业。病随着血液制品蔓延全球。

  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少年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病。还有证据表明,最晚在1969年,病通过海地血液制品感染了人。迈克尔·戈特利布发现病前,它已在悄悄流行了十几年。

  病的背后是全球化交流的无可避免的风险。瘟神不分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哪个群体可以豁免。歧视无助于战胜瘟疫,只会伤害病人。

  据2018年计,已有2960万—4080万人死于病,有3790万人携带病。病规划署(UN)指出,直到今天,对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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