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考古新发现?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不断创造发展，开拓新的道路的同时人们也在追求者未知的历史。或许对于科技已经不能有太大的帮助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始终那么重要。最近有哪些考古新发现?在这些新发现里我们又得到了什么。为什么网的小编为你盘点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告诉你有哪些考古新发现?

NO1、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

宁夏鸽子山遗址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荒漠中，我国同类型地貌单元大量的文化遗物都是地表采集，很少发现有精确年代的遗址，鸽子山遗址2014-2016年发掘。

一、首次在西北沙漠边缘地区建立了距今约1.2万年-5千年。

二、在鸽子山遗址发现了原地埋的磨盘，磨棒和典型的两面器与尖状器，明确了文化特征的遗物的时代属性。

三、初步浮选与残留物获得了一些植物遗存，这对该地区的农业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四、出土了数件直径不超过2mm的鸵鸟蛋皮装饰品是迄今同时代发现最小的同类型遗物。

五、数十处结构性火塘及疑似建筑遗迹为研究人类生存模式，生计能力和对气候适应行为，其中发现的疑似建筑遗迹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同类型遗迹。

六、遗址其中一个文化层处于一个极冷事件mdash;mdash;新仙女木期，对于研究人类在这一特殊地理单元对环境极端事件的适应和文化特征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NO2、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

2012~2016年，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年代序列。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

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探讨整个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贵州史前史、云贵高原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古代环境及其变迁和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NO3、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核心区域进行勘探并发掘其中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等遗址，取得一批新成果。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是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遗址揭示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台基、沿台基边缘分布的瓮棺类遗存、台基之间填埋大量的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套缸堆积等显示，是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三房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谭家岭遗址新发现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等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

NO4、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位于泉州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ldquo;苦寨坑rdquo;的一座山坡上，与德化三班镇接壤，海拔高度约674米。窑址分布范围约1500平方米，于2015年12月发现，2016年1月进行试掘，2016年11～12月，福建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再次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发现9条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分布密集，早期窑炉被晚期，为保存晚期窑炉，部分早期遗迹未全部清理出来，仅局部进行解剖。共采集6件炭样本送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

产品大部分器物外壁均有纹饰，腹部拍印方格纹、菱纹、直条纹为主，肩部戳印圆圈纹、锥刺纹，并间以弦纹、篦齿纹等。大部分垫饼亦拍印有直条纹，少量方格纹和菱格纹。苦寨坑窑址是我国目前已知烧造最早原始青瓷的窑址，与浙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相，两者有较大差别，应属两个窑业技术系。因此，苦寨坑窑址对探讨我国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关系以及瓷器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NO5、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位于秦都雍城郊外的雍山血池遗址，面积达470万平方米。近年随着持续考古工作逐步确认出该遗址系首次发现由坛、壝、场、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类遗迹组合而成的ldquo;畤rdquo;文化遗存。这是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秦汉时期国家大型祭祀遗址。此次考古发现以实际文化内涵印证了秦汉时期国家在这里曾举行最高祭天礼仪的历史一幕，填充了既往在雍城遗址布局中唯缺郊外以畤祭天相关遗存的空白。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仪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NO6、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汉代路县故城位于潞城镇古城村。该城址平面呈近似方形，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城址内北部清理出明清、辽金和汉代的道路遗存各一条，有明显的叠压关系，初步判断其为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城墙基址外有城壕遗存，宽度约30米。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清理出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据史料记载，该城址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

以城址为中心，在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清理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1146座，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3座、东汉-魏晋墓葬724座。汉代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将会填补汉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以路县故城城址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墓葬，时间延续性强，是综合研究该城址的重要资料。

NO7、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

后司岙位于上林湖越窑遗址最核心区域，此次发掘的后司岙窑址编号为Y66，清理的堆积层主要位于窑炉的西侧，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晚唐五代时期。本次发掘主要收获有：

一、首次摸清唐五代时期最高质量越窑青瓷窑场基本格局

窑场以龙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西边是丰厚的废次品堆积，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房址、釉料缸等。

二、首次确认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

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产品种类相当丰富，大大拓宽了我们原先的认识。器物胎质细腻纯净;制作规整;釉色天青，满釉，釉面莹润。

三、首次确认秘色瓷的生产工艺与兴盛过程

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根据地层中出土的纪年标本，确认在ldquo;大中rdquo;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在ldquo;中和rdquo;年间前后达到兴盛。本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在唐代法门寺地宫、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均有发现。同时，本窑址发现多个ldquo;官rdquo;字款的匣钵。

NO8、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

2010-2016年，上海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了唐宋时期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有隆平寺塔、房址、水井、铸造作坊等重要遗迹，基本弄清了唐宋时期青龙镇布局特征。考古证明，青龙镇是上海城镇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在唐宋时期市镇考古中具有典范意义。

隆平寺塔基及地宫的发现是青龙镇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文献记载隆平寺塔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为七级佛塔，平面呈八角形。隆平寺塔地宫由砖砌而成，中部放置一个木函，函外左右各有一座阿育王塔，底部满铺大量各时代钱币，共计一万余枚。木函为四重套函，最内重银棺供奉有木贴金涅槃像。四重函内还装有银箸、铜鎏金匙、银钗、银鎏金龟、线刻佛像铜镜、水晶念珠等37件(组)供养品，为研究北宋时期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青龙镇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来自不同窑口的瓷器，可复原瓷器大约有6000余件，它们主要来自南方窑口。据文献记载，隆平寺塔还具有航标塔的功能。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印证，确证了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口，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NO9、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

此次固镇窑址的发掘及重要发现，是山西乃至全国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发现的四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从原料制备到装烧成器的整个制瓷产业链保存相对完整，为研究北方地区古代制瓷工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发现的北宋窑炉Y1，其烟室近占整个窑炉面积的一半，这种特的结构在国内尚属首例，该窑极有可能已掌握利用窑炉余温进行晾坯和烧制匣钵的关键技术，为制瓷工程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体致密度高，釉面莹润光匀，可媲美邢定白瓷;出土的金代瓷枕，在造型和装饰上均树一帜。据计，全国宋金瓷枕中达到珍贵文物级别的有1786件，其中有168件为河津窑产品，例约占9%，国外亦有多个博物馆将其视为艺术品珍，固镇窑址的发掘明确了此类瓷枕的烧造窑场。

NO10.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2016年7-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处、桂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湖南省桂阳县桐木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以炼锌为主的多金属冶炼作坊遗存，再现了当时的冶炼场景。遗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出土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冶炼工具。

综合发掘情况并通过检测分析，推断这是一处炼锌为主，兼炼铅、铜、银的多金属冶炼遗址。初步推测遗址开始于明末清初，废弃于清代中晚期。国内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炼锌炉遗存，对于完整复原古代炼锌术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对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